试论唐代商人阶层政治意识的提高

在商人发展史上,唐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唐代商贾阶层,由于其所处特定的历史环境,形成了许多明显不同于前代商人的新变化、新特点。政治意识的显著提高,就是其中之一。 一 为提高政治地位而竭力挤入仕途,是唐代商人阶层政治意识显著提高的集中表现。商人跻身仕途唐以前虽然也有,但受几成习惯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局限,商人入仕并不多见。唐初,商人在     

论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势力膨胀，并向政治渗透，商人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已受到正面宣传。政府扶商政策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前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基础。土地兼并及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大好机遇。开放的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唐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亦为宋代商业的鼎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唐代商人妇家庭生活探微

唐代商人妇的家庭生活是复杂多元的。她们不仅物质生活颇有差等,而且精神生活也纷繁多样。同时,她们还有弥诚弥真的心灵寄托。唐代女性的社会生活并非总是浪漫多姿的。认清唐代商人妇多样化的角色、面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家庭生活的全貌,更为确切地把握唐代社会的性别结构关系。     

唐代的外商

唐代的外商介永强７──９世纪，大唐帝国境内活跃着众多的外国商人。史书所记，往往不辨国籍，概称＂胡商＂、＂贾胡＂、＂胡贾＂、＂蕃商＂，或称西域胡人、西国人，或仅言胡人。外商是唐代商人队伍中特殊的一大群体。对此，学界尚无专文系统论述，本文拟就唐代外商（１...     

士、商融合与文体之变——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例

明清之际江南士商融合的社会大背景,使得王世贞的商人传记在文体上有较明显的变化:倾向于选择士、商身份有过置换的传主,并热衷于表现商人身上士的素养和道德节操.士商融合的社会形势还导致了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和文学史写作的动态变化.     

明清徽州的文化商人

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徽商的文化情结是明清徽州文化商人的主要成因.徽州文化商人有学术著述、艺术爱好、实学研究和古玩收藏等类型.他们对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和士商融合等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唐代后期的“官商合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唐代后期,官商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表现为一种“官商合流”的趋势.遗憾的是,多年来,学术界“抑商政策论”盛行,封建时代的官商关系,一概被“抑商、贱商、排商”所函盖,忽视了对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官商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分析.但是,“官商合流”揭示了唐代后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研究探讨. 一、士商两个阶层的相互渗透唐代统治者强调“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与下人争利”但是在现实中,这一界线却在被日益打破,士商之间的渗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论唐代宫观诗

本文认为唐代宫观诗不仅是道教历史、文化的载体之一，更是当时诗人的心态与官方文化、时尚、风俗的载体。通过对唐代宫观诗的总体观照与细读，可以对当时的宫观建筑、道士生活与文化氛围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科举制下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及“士商对流”的出现

宋代科举制度对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平民的开放是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其固有特征——开放性、流动性、平等性、竞争性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具体反映。宋代商人阶层凭借其财富通过科举制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宋代商人在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并对后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突破,即在四民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松动下,士商两大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士商之间开始不断地融通、趋合。     

唐诗中的天竺僧形象

唐诗中天竺僧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唐代诗人对异族形象的记录、想象、执著、理想化等痕迹,存留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学事实。对天竺僧形象塑造所体现的,正是唐代诗人对印度文化所表现出的开放而自信的文化心态。这种他者形象的塑造,本质上源自于本土文化与异族文化遭遇中文化应变的结果。     

“商才士魂”：以德统美视野下的唐人小说商贾形象

唐人小说中商贾形象的鉴定,不外乎正面与负面两分法,而依据的标准为是否符合儒家的传统文化道德,如此审美下的完美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的统一是“商才士魂”——商为皮相,士为心迹。故整个社会对商贾形象的审美标准是以德统美的,人物形象也因此具有浓郁的伦理性特征。     

形象学视域中的“唐代诗人形象”——以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为中心

文学理论中的形象进入了形象学研究的视域,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思路。宇文所安通过对唐诗的翻译与阐释,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唐代文学文化世界,而孕育其中的唐代诗人形象更是富有创造性特质。本文试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探究宇文所安文论中所赋予唐代诗人形象的表现形式、生成方式以及形象建构的意义。     

理欲并重 儒商互补——论唐人涉商类小说之商业思想文化特征

唐人小说描绘的商贾世界中,商人形象的义利之别与道德评判之下,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农本文化）与异质文化（商业文化）这一矛盾体的斗争与调和。这其中,通过道义与利害之间的取舍,商人尽量做到义利两兼;通过仕商关系的重新认定,商人努力追求亦商亦儒。我国古代商业文化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上呈现出鲜明的务实性、较强的政治性,且伴有浓郁的伦理性。其意义的重要性在于透视唐代文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心态,同样显示出国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的传统心理。     

唐代藩镇割据与商业

唐代藩镇割据势力比较重视商业活动,不仅颁布了一些保护商业的措施,而且实行官榷以垄断商业,通过征取商税来获得巨额费用。个别藩镇借助商人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割据,而许多商人则通过与藩镇的结交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藩镇对商业利润的需要,构成唐代藩镇重视商业的社会条件。尽管唐代后期商人与藩镇的关系密切,在经济上相互勾结,但商人并不可能对当时的政局有多大的影响,不可能成为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     

《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

《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篇幅涉及到商人,其中有粮商、盐商、布匹商、珠宝商、水果商……他们构成了洋洋大观的商人形象画廊,给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活动全景。他们以贩卖为主,以山东为中心,在全国各地调剂有无,靠商品的地域差价赚取利润。在《聊斋》里,坐店零售的商人并不多见,就连客栈主也多以陪衬的身份出现。这里我们着重从三个方面来谈谈这些商人形象的特点。 首先,《聊斋》里现实社会的商人和超现实的神仙鬼狐相始终,商业活动和神秘力量相纠葛,商人们的悲欢离合,成功失败大都掌握在神仙鬼狐的手中。一部《聊斋》,既根植于现实的土壤,又沐浴在绚丽多彩的超现实的阳光里,《刘夫人》中廉生的一举一动,亡魂刘夫人都一     

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转变与商人伦理精神的塑造

明清之际,以私人工商业为杼机和主体的相对自由的商品经济的突兀性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得传统的士商观念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转变,商人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从而为商人阶层伦理精神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而随着士商观念的转变,“弃儒就贾”成为当时杜会的一道风景,使得儒家以伦理为本体的人格理想和社会规范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并融入传统文化当中,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儒商精神。     

中国古典文学中士与商关系透视

士,即知识分子;商,即商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阶层。在文学作品中,这两者的关系十分富有戏剧性,耐人寻味,是一个值得一谈的话题。 一 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早就存在了的,《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都记录了许多商人的情况,而在春秋时期就有了陶朱公这样赫赫有名的大商人。但在文学作品中,商人的形象是出现得比较晚的,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涉及商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诗《估客乐》。不过,以商人为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则是从唐代开始的。     

论唐代园林与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

唐代以前,士人隐逸多出于对抗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全身远祸的需要.他们或远离尘世,采取苦行僧式的山林之隐,或栖迟园林、寄情山水,以此抒发内心的苦闷.唐代相对宽松温和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不必用隐逸来对抗社会.文人们可以在社会与自然、政治与田园以及自我的精神领域内找到一种平衡,产生和谐的心态,从而完成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唐代是园林建筑史上富有艺术才情的时代,其清幽澹雅的文人园林展示出这一时代独特的隐逸情韵.唐代城郊园林的大发展,调和化解了仕与隐的矛盾,为唐代文人的"吏隐"提供了实现的途径.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

明清时期的各地地域商人 ,在江南刻书印书 ,贩纸贩书 ,收藏书画彝器 ,繁荣了江南文化 ,推动了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发育成长。商人作为文化投资者的角色应予重视。商人建戏馆 ,请戏班 ,捧名角 ,赞助戏曲演出 ,推介戏曲流派 ,使得江南戏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各地商人建造了数百所寓有地方建筑特色的会馆 ,崇拜寓意各异的地方神灵 ,从事各种民俗活动 ,资助各种宗教文化设施 ,在江南营造了浓厚的地域文化 ,丰富了大众文化的内容。各地商人长袖善舞 ,与江南达官名士觥筹交错 ,以厚资博高名 ,各有所好 ,相互利用 ,谱写了近世士商关系的新篇章     

海不扬波迎粤商——评介《明清广东商人》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的特殊政策 ,率先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中心地之一 ,以致有“东西南北中 ,发财到广东”新民谚的形成。广东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广东商人功不可没。广东商人驰骋于国内外市场是有历史渊源的。最近 ,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黄启臣教授、庞新平博士的《明清广东商人》一书就是对粤商“久经商场”的注解。唐宋以前 ,广东一直被中原人士视为南蛮烟瘴之地。宋代以来 ,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 ,广东社会有了较大发展。明清广东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是后来居上 ,赶上和超过了内地的水平。与此应运而生的广东商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