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国内第一本《仪礼译注》

《仪礼》为“三礼”之一,汉代称为《礼》、《礼经》,又称《士礼》,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弟子的礼,即是此礼.但《仪礼》之名其实尚未使用,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周礼》、《礼记》、与《仪礼》并列为“三礼”,始正式有《仪礼》之名.《仪礼》以独特的形式记述了我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分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八项,包括从成年到死亡、从冠婚到丧祭,从交际到饮食、从聘问到朝觐的一系列礼节仪式.凡有可能原来生活实践中存在的风俗、仪节、规范等都有专篇,由孔子修起成书,从《春秋左传》中大量对礼仪的记叙及《论语》“不学礼,     

从孟子论伯夷、柳下惠等圣贤看其进退观

孟子认为,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分别代表了在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他们的相同之处都是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于恶人之朝,可谓＂以去为洁＂;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可谓＂不以不去为不洁＂;伊尹秉持＂何事非君＂的观点,去就于两君之间,而他＂自任以天下之重＂则为孟子所赞许。孟子推崇孔子是＂集大成＂者,其进退观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孔子的主张。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也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     

《论语》引《书》“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说解试析——兼论孔子对《书》的阐释

《论语.宪问篇》＂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谅阴＂的解释,一是对＂不言＂的解释,一是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从汉至于清代,＂谅阴＂之义存在两种主流的解释,一是指居丧之处,一是指信默。＂不言＂之义亦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不言政事,一是指不说话。对于＂三年之丧＂,则多无异议。相比较而言,《尚书大传》＂高宗居丧时,三年不言政事＂的说法显得更合情理,这与孔子的解说相一致。     

“三年之丧”起源考辨

<正> 根据《论语》所记孔子的解释,“三年之丧”指父母去世后孝子为其服丧守孝三年;也指王侯崩薨,世子服丧守孝,三年不问政治,宰相摄理政事。关于“三年之丧”起自何时、定于何世,历来说法不一。有说起自唐尧之世的;有说是殷商之制的;有说是周礼规定的;有说是孔子首创的等等。现在想把这个二千五百年前的问题讲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难的,但考辨各种说法的真伪得失还是不无意义的。第一,关于“三年之丧”起自唐尧之际。孔颖达在《易·系辞下》“古之葬者……丧期     

船山易学哲学体系简论

船山先生一生极为重视易学研究,其哲学思想之精髓也是通过易学来阐发的。船山易学主张＂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的易学原理观、＂四圣同揆、彖爻一致＂的《周易》文本观和解易方法、＂占学一理,占义不占利＂的易学占筮观以及＂象数相倚,穷理尽性＂的象数与义理统一观。船山又以其易学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一个以＂絪缊而化生＂论为架构的哲学体系。＂絪缊论＂是船山哲学的本体论,＂化生论＂反映了一种＂天地之化日新＂的积极乐观的发展观。     

杨时生命哲学浅论

杨时的生命哲学包含其生命起源观、生命态度和生命修养观、生命价值观和道德实践观、生命栖居观。其生命起源观渊源于《周易》,关于＂气＂的观点受张载和＂二程＂很大影响;其生命态度表现为敬畏天命、顺应天命并发挥人的主体性,养气是珍惜生命和个体心性修养的重要方式;其生命价值观为社会道德对个体生命的超越;其道德实践观是对《中庸》之＂诚＂的践行;其生命栖居观主要体现在诗文中,表现为对天人合一、＂曾点之象＂、＂颜回之乐＂的追求,但又充满忧患意识。     

试论“三年之丧”起源

<正> 《齐鲁学刊》1988年2期黄瑞琦《“三年之丧”起源考辨》一文,辨析了“三年之丧”起源的各家说法。从东周以来人们把它当作三代古制而尊奉、宣传,被载入封建社会礼仪的最高法典——《仪礼》和《礼记》,但它又是不断遭到质问的争议性问题。清末学者曾以孔子改制为由否定其为三代古制,近又不乏当作古代定制的说法。古代究竟实行过三年之丧没有?它由谁首先提出?它产生的历史和思想根源是什么?本文试对以上问题作一综合考察。     

楚地丧祭礼制研究——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南方地区连续出土的简帛资料,包含大量的礼学信息,推动了对楚地丧葬和祭祀礼制的复原研究,也为今人超越历代经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楚地简帛(尤其是卜筮祭祷简)所反映的丧祭内容,包括疾病占卜、祭祷神祇、初死及丧仪、丧服和丧期、祖先和庙祭、祭祷仪式等,完全可与《仪礼·士丧礼》等礼学文献进行对证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丧祭礼制虽与中原地区颇有差异,但中国古代病、死、丧、葬、祭的人生礼仪,自商周以来就形成连续的系统,并未中断。楚地的丧祭礼制,对于汉代文化影响较大,此即汉承楚制的一部分。此种考察还有助于解决"三礼"文本的成书时间问题。楚简材料表明,楚人有常贞和常祷,还有散贞和散祷,前者对于复原楚地丧祭礼制更为重要。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甘棠》看周代祭祀制度——兼论孔子的祭祀观

上博简<孔子诗论>之<甘棠>评论与周代祭祀制度有关,也体现了孔子的祭祀现.其"及其人,敬爱其树"、"甘棠之爱"语中,甘棠即是社树,与周代社祭有关;"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甚贵其人,必敬其位"则指有关周代宗庙制、宗庙祭祀制;"甘棠之保","其保厚矣"是指一种祭祀活动--"报祭".这些都反映或表现出了孔子的祭祀观.     

略论孔子“天道观”中的无神论因素

一孔子是否有自然观,他以什么语言和形式来表示他对世界的看法?历来就有争论。从《论语》、《左传》和《国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行来考察,围绕着春秋时期哲学上斗争的中心问题——“天道观”,表现了他的无神论思想因素,当然,是不彻底的,但不能说孔子没有自然观。孔子的“天道观”是与其政治观相联系的。当统治阶级利用“天命论”,来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作辩护时,孔子代表着奴隶主贵族向封建地主转化的集团的利益,开始冲击“天命”、“鬼神”的束缚,而强调人为的作用。正如墨子所评论:“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     

“克己复礼为仁”的再评价

<正> “克已复礼为仁”,是孔子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评价“克己复礼为仁”,关键是如何理饵“礼”。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观点,“礼”是包括冠、婚、丧、祭在内的礼节仪式及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上层建筑。作这种解释,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从“礼”的本质上加以概括,我认为把“礼”理解为国家和社会的最高的、总的规范,要更合适些。为了论证这种看法,我们暂且从“礼”的起源谈起。《礼记》《礼运》篇说: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     

王夫之“邹元标论”所体现之士气观浅析

邹元标为晚明东林党＂三君＂之一,早年更以新进士身份,力劾首辅张居正＂夺情＂之议而遭廷杖远谪,声震中外。仕途淹蹇,家居讲学三十年后,再返之天启之朝。于其行迹,同时及晚间人多以其人为晚明＂士气＂之所标尚,而王夫之独认为邹元标之再立朝为士气沮,君臣道丧之表现,本文试从王夫之此论试析其＂士气＂观。     

试析庄子“齐物”旨趣

庄子主张＂齐物＂包含现实和终极旨趣：从《齐物论》对诸多矛盾现象特别是对是非的产生根源、判断标准、如何齐同和至人、圣人怎样对待是非的论析可以看出,其现实旨趣在于通过阐明＂齐物＂之理揭示是与非等矛盾现象的本质同一,以诱导世人从无穷无尽的是非纠葛、矛盾困扰中摆脱出来;此篇对纷扰世情、人的悲苦命运和存在结构的深刻揭示则表明,其终极旨趣在于劝导世人通过＂吾丧我＂证悟＂齐物＂或道体境界,使人的经验我回归本真我,以彻底超脱生存苦厄。     

鬼证:清人丧祭观的另类演绎

在确信鬼神存在的前提下,清人通过志异小说,大大发展了对鬼神百态的揣测,并积极尝试就丧葬、祭祀问题从鬼神方面寻求验证,包括从死亡发生、袭、敛、出殃与回煞、厝、葬直至祭、享等各个环节,最终归宿为把死者纳入宗族体系,貌似拓展了时空维度,实则是既有观念的延伸与投射.比之清人有关丧祭的大量学术性研讨,这几乎是将枯燥的理论发明转化成鲜活的现场表演.当然,相应于“鬼神世界”百孔千疮的状况,鬼神能为丧祭观提供的证明也支离破碎,乃至自相矛盾.     

刘勰“诗持人情性”论辨析

刘勰的诗论思想散布在《文心雕龙》对诗体的各种论述当中。《明诗》篇对诗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是刘勰诗论的核心内容。现在通行的观点把＂持人情性＂理解为讲诗的政治教化作用而非诗的含义,既没有把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独特论说方式,也没有将刘勰诗论和其＂标自然为宗＂的文学观相结合,因而造成了误读。刘勰不仅用诗＂持人情性＂的新观点重申了自己的＂自然＂文学观,还对孔子＂思无邪＂思想作了新的解读。     

论孟子对孔子仕文化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和孟子都积极主张用世，各自提出关于出仕为官的主张。孟子的出仕观既有对孔子的继承和发展，也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孟子主张出仕为行道、出仕为保民以及道不同不相为谋等出仕观，深刻影响着我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仕途观。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丧祭礼俗——以《海行总载》中的记录为例

在《海行总载》中,朝鲜通信使记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丧祭礼俗.受佛教薄葬观念和轮回转世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普遍实行佛教火葬,对逝亲实行超度追荐仪式,对共同祖先神、自然神、英雄神则实行神道教祭祀,而对神的祭祀重于对逝亲的追荐.朝鲜通信使认为这样的习俗不符合儒家丧祭理念,因此予以了全面的否定,进而认为日本人是无君亲、悖礼无识之民,日本是“禽兽之域”,其原因则是统治者的失教和性理学不畅其道.这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主观评判,体现了朝鲜通信使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封闭性价值体认和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     

船山注重五经说

先生箸述宏博。而独注重五经者。以是为孔子所删定也。汉氏所出多编。未经孔孟称述者。皆伪谬也。故后世称七经七纬。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先生未当肄业及之。盖尊守孔子而已。易书诗春秋。夫子手订成编。惟以礼为执。礼乐者。所以日率七十子。践履时习。而不可须斯离者也。自晨昏奉养。函丈趋承。临涖瞻视。常变交际。辞氣威仪之则。皆载之曲礼内则玉藻诸篇。其郊社禘当冠昏食丧之义。则有大传郊特牲礼连礼器乐记诸篇。皆夫子所示之执礼也。中庸大学祭丧冠昏诸义。则曾子子思。     

惠栋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乾嘉汉学的多重影响

在乾嘉早期,惠栋融个性、家学和时代思潮为一体开创了吴派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的典范性人物,堪称一代师。他对于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晚清学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二是＂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学方法;三是认为唐宋《易》《书》皆不足传,别立清代经典注疏之新体例;最后一点则是至关重要的,提出了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一套新义理学。惠栋上述治学理念及思想主张,皆可视为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治学及其反理学思想之嚆矢。     

安大简《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兼与传世文献互证

新出安大简《仲尼曰》作为战国写本,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新材料。本文重点探讨《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对论及言行关系的简文加以解析,并指出《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的三个方面：主张言不过行,要求少言慎言,并强调慎言与“仁”的关联。在战国竹书本与传世文献相对读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窥见儒家思想的传承性与复杂性,同时能够对《论语》等传世文献的成书、流传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