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奈保尔的思想与印度教存在主义

伟大作家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具有很大影响的后殖民作家V.S.奈保尔,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有所探讨,因其文化背景和创作的复杂多样,这样一个课题显然颇具难度.本文认为,奈保尔的思想可以概括为"生存怀疑论",它以"印度教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表现为"背反的同一体"形态,它们不仅反映在奈保尔本人的生活里,更反映在他的许多作品里,讨论奈保尔作品的思想内涵,离不开对其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认识.     

模仿中的背离——以《模仿者》为例剖析“模仿”的涵义

“模仿”是殖民文化与殖民地文化交锋中产生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奈保尔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国内外论者一般都认为,奈保尔小说中的“模仿”体现了一种殖民策略,培养的是西方文化的寄生虫。然而。经过细致的文本解读,结合霍米·巴巴的模仿理论,笔者认为奈保尔笔下“模仿”这一主题在创作过程中经历了从早期到中期的深化、超越过程。在以《模仿者》为代表的中期作品中,“模仿”这一概念被赋予辨证而矛盾的双重意义,它不仅是殖民者培养寄生虫的殖民策略,也是模仿者的反殖民策略。被殖民者通过模仿中的背离对殖民权力进行消解、嘲讽和抵抗。本文以《模仿者》为例分析奈保尔中期作品中模仿的涵义,集中探讨模仿中的背离问题,分析模仿者的反抗。     

用半生来寻找存在的意义——评奈保尔的《浮生》

奈保尔在2001年发表了《浮生》。这部毁誉参半的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让人们想到奈保尔是在对自己的一生做总结。主题还是老生常谈,主人公威利在虚无、精神无根的生活状态中度过了四十年,但从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在这半生里,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后殖民语境下奈保尔作品的流散叙事研究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是典型的世界文坛后殖民书写流散作家,他的游走路途、写作题材及独特观点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借助于流散理论,以其《河湾》、《世间之路》、《作家周围的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作品的流散叙事特点,可发现奈保尔作品的流散叙述轨迹,发掘后殖民主体在流散的经历中遭受的文化迷失及其对文化身份的追寻。     

后殖民视域下奈保尔作品意象的文化隐喻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从印度到特立尼达到英国,多次的移民生活经历及文化背景使他一生都在寻求其文化身份。他的作品不仅描述了后殖民时代多元文化生活及其文化价值冲突,也善用一个个意象表达对自我身份的探求。在当今多元文化糅杂的世界,奈保尔的思考及抉择具有启迪人心的现实意义。     

既依附又背离的二重文化取向--论奈保尔对英国文化的选择策略

奈保尔移民英国之后面临的文化选择为我们研究移民文化身份提供了生动个案,他对待英国文化采取了依附与背离并行的二重文化选择取向,依附与背离形成一对共时性的矛盾。一方面,奈保尔家族的移民事实注定了他文化身份的“养子”命运,在特立尼达他接受英国殖民教育,说英语,在伦敦他研读英国文学,用英语写作,并定居那里,形成客观的依附倾向,这样英国文化成为他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文化场;另一方面,奈保尔天然的印度裔种族身份、不可变更的殖民地移民身份、家族文化遗传、印度文化的潜在影响等又让他时时感到文化上的水土不服与排异反应,并对宗主国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形成了背离的趋势。     

从奈保尔的印度游记分析其对印度文化的疏离与误判

本文通过分析奈保尔在两部印度游记中对印度文化的评论,探寻这位英籍印裔作家对母国印度文化的疏离与误判。     

多重“不定点”的艺术魅力——《叫不出名堂的事》的文本分析

奈保尔在短篇小说《叫不出名堂的事》中精心构思多重“不定点”，给故事主人公波普的形象涂上了扑朔迷离的色彩。但多重“不定点”却留给读者无尽的“回味”与“思考”，让读者隐约地感觉到主人公波普心路历程变化——追求理想、理想破灭、人生态度的改变，这正是多重“不定点”所产生的艺术魅力。     

压抑与疯狂冲突与异化——读奈保尔短篇小说集《米盖尔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奈保尔形式各异的短篇小说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其形式各异的短篇小说,对贯穿其所有作品的主题,人性的“压抑与疯狂,冲突与异化”,进行了多向度的挖掘和阐释,指出:南美的童年经历,使其童年生活充实而难忘,而剑桥大学的西学训练,却使他在精神上远离了他的美洲故乡,并将其童年及其童年置身其中的美洲,置于他现实生活之外的梦幻世界之中；奈保尔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表象上的丰富性与其在文化认同、价值归依与精神家园等方面的缺失或部分缺失性,是导致“奈保尔现象”出现的终极因素.     

《河湾》：后殖民经验的身份书写

作为当代英语文学世界最杰出的移民作家之一,奈保尔在欧美批评界广受赞誉,200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其作品的非洲叙事却不断受到后殖民批评家的激烈批判。针对不同文化的阐释差异和对位性阅读,运用当代后殖民文化理论,以文化身份的视角重新解读《河湾》,分析作品中历史记忆与身份写作的隐性关系,在身份困惑和非洲叙事两层面揭示身份写作的表征内涵,在对奈保尔文学经验的总结中探讨后殖民批评中政治性阅读的某种理论误区。     

转轨批评家的荒谬逻辑

吴亮在抨击那些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时不但袒露了自己的思想转轨即明确地承认他曾经信奉、现在已不再完全信奉马克思的逻辑和马克思的教诲,而且公开地为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包括剥夺辩护,认为工人依赖资本家养活,而不是工人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与那些世界观矛盾的知识分子相比,吴亮的这种思想转轨不但是中国当代一拨丧失历史感的知识分子社会背叛的产物,而且集中地反映了这类寄生在历史的碎片中的知识分子的特性,即他们在搁置马克思对资本的贪婪本性的道德批判的同时还反对工人争取美好生活的社会斗争。     

“立宪运动”与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立宪运动”是晚清兴起的社会改革运动,吴趼人的多部小说对其有充分描写。研读这些小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立宪运动的质疑、否定和超越,体悟到晚清知识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思索与选择。无论从特定视角描绘晚清社会思潮的变化与社会变革的画面,还是完整描述立宪运动带给国人的复杂感受、勾勒知识分子感悟立宪的心路历程等方面,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均具有独特价值。     

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就五十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

王维江先生仅以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的研究路径,有勉为其难之虞。他对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学术成就“不成东西”的评说难以与事实相符,把一直主张“西周奴隶说”的郭沫若,因其所谓的“紧跟毛泽东”,而划到“西周封建说”一营,更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与给予党外学者的理解包容相比,他对郭沫若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抗战大后方文化人的功用及其贡献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人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文化人对抗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唤醒民族觉醒,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质的飞跃,创造繁荣的抗战文化;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进程。当下文化人的重要作用更是越来越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人类诗意的栖居——从陶渊明的隐居生活看中国士文人心中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的隐居和诗作使他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宗”。他的生存、生活和创作,形成了中国士文人“诗意居住”的典型范式,部分地实现了生命的和谐,反映了他的超迈峻洁的人格。从陶渊明的诗歌中可以探讨出“人类诗意地栖居”这样的内容。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构建了千古不朽的精神家园。     

人才的精神传承与当代意蕴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士人精神逐渐潜隐,且没有可替代的精神资源,由此出现了人才在价值追求上的精神困境,造成一些人才追逐"权"与"利"的现象。重新认识和继承士人精神,有助于在人生目标与人格尊严两方面实现我国人才的自我超越。对于我国人才队伍建设而言,外则应营造宽容的政治环境,内则应涵养现代士人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导民主党派进步的思想旗帜

民主党派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党,它继承了中国历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民主党派坚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解放、自由而奋战;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自觉认同,自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本党不断进步的思想旗帜。     

论宗璞《红豆》的知识分子题材

在双百方针时期,宗璞的《红豆》被视为文坛上两类实绩之一。作为知识分子题材,以女大学生江枚回忆的方式,展现了在历史抉择面前,知识青年们如何放弃个人情感,投身于革命洪流,为国家、民族的解放献礼。由于作者的女性知识分子身份,作品中描写的人物情感细腻,故事场面真实感人。从而,为我们留下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文化人士们不计个人恩怨、勇于奉献的艺术画像。     

张恨水抗战小说中重庆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

张恨水旅居重庆时期,写了大量以重庆知识分子为主要内容的小说,详尽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衣食住行和精神追求等,再现了抗战时期重庆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的艰难。而张恨水这一写作倾向的改变,既与抗战期间重庆的现实环境有关,也与他的自身经历有关,而且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抗战期间向普通人日常生活靠拢这一普遍而重要的转向。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