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理学思想

左宗棠自幼接受正统儒家思想的薰陶,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倍加推崇,主张治学应以程朱为宗。在理欲观、性与理、义利之辩、修养学等方面,左宗棠都继承并发展了程朱理学,形成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他以理学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修身养性,自觉地遵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     

冯友兰新理学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新理学是相对旧理学而言的,冯友兰利用新实在论的某些观点,更重要的是利用了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改造,使之取得了崭新的面貌,新理学是对旧理学的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中的理、气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具有一定物质性的理和气,而冯友兰对程朱理气进行了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理气观.他的理气观比程朱的更抽象、更彻底.所以他的新理学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引进并运用了逻辑分析法,对于中国哲学的系统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许衡在元代理学官学化中的地位

元朝成为理学发展和变为官学的关键时期,许衡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改造和传播,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他帮助元世祖忽必烈施行“汉法”政策和“兴儒”方略,则为将程朱理学推向全国和成为官学创造了条件,并最终使理学在元代实现了官学化。     

董仲舒在明代的历史命运

董仲舒在明代地位上升,在人品和学术思想上符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为程朱理学提供了资源,获得了程朱理学的褒奖,随着程朱理学地位的巩固而上升.     

李光地对程朱理学的承袭与拓展

李光地是程朱理学在清代前期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同样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他批评了理学和心学的后学们以及主张气论者的理论,提出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汲取诸家之长,构筑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的主张,即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具体而言就是:将"天"人格化,将"理","性"经验化,将"欲"合理化。他以"天理之生意"、"心性之博爱"、"人欲之非恶"等三个层次的思想结构把程朱理学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这种新的诠释方向既不违背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又能容纳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由此构成新的理学思想,则为儒学生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李光地的理学思想对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的肯定颇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截然对立,那种以儒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对其大加挞伐的言论是十分片面的。进而言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不存在理论上的不可能性。     

朱元璋与明初理学

明王朝创立者朱元璋出身草根,但他自幼怀有强烈的读书之志,在其反元斗争中,主动寻求机会结交儒士,学习文化,既得治国用世之人才,又得指点其认识和理解儒学精义之师,进而亲近儒学,为他建立明朝即选择并确立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与汉、宋等王朝开国以后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思想酝酿阶段才确立其政治统治思想有所不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确立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朱元璋在近臣解缙的建议下,开始排除杂书异说而旨在思想一统的＂勒成一经＂的理论编织。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子明成祖朱棣直接领导和导演下,打着＂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旗帜,开始了大规模地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明初三部《大全》的编纂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统治思想的开局,使得明初理学成为政治权威原理和统治工具,理学原有的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受到窒息,失去了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理学发展的危机,成为王学崛起的理论前提。     

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

清初,满洲贵族以异族入主,深讳“夷狄”之称。为了笼络士人,箝制言论,清廷努力使思想同化于先进的汉族文化。程朱理学强调“规矩禁防”,具有束缚思想的作用,康熙遂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统一全国思想。在其政治力量的扶持下,程朱理学呈现了“回光返照”的气象,激起一些排满学者的反感。加之受了“天崩地解”形势的刺激,在当时的学界中涌现出一批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佼佼者。对于理学的批判,颜元不同于王夫之、顾炎武。王夫之是“入其垒,袭其辎”,就理学的范畴、概念来批判理学;顾炎武是提出经学以反对理学;颜元则不然,他把以往两千年的学术思想全部否定了,而试图建立以总结社会生活、生产经验为内容的新理论。     

林纾论

一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人。出身于一个小商人家庭,幼年贫苦,曾寄食于外祖母家。但极好学,十八岁婚于刘氏,岳父刘有棻,即以传统的程朱理学来教导他,让他读《呻吟语》,《五种遗规》,并同他讲道学源流,及立身安命之道。这是他接触程朱派理学的开始。     

试评颜元对程朱人性论的批判

颜元是清初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坚决反对宋明唯心主义理学,揭露理学以理“杀人”①的本质,其批判锋芒直指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颜元对程朱理学的批判集中在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问题上,本文只涉及前一个问题。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论晚清学术与湖南学术思想之流变

嘉道之际,晚清中国遭逢重大转变,湖南亦然。处于这一转变之机的晚清学术,其自身的嬗变与社会转型都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于是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等新的学术思潮。而湖湘士子尊奉程朱理学,包容众家之长,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对湖湘学术传统的变迁则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姑妄言》与李渔小说

曹去晶与李渔,一个在清代前期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一个在明末清初进行短篇小说创作,两人的作品在体制、主题、情节、人物、语言等诸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很显然,曹去晶在创作《姑妄言》时借鉴了李渔小说。     

论李鸿章与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以李鸿章与清末铁路建设为例

李鸿章是我国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以发展近代工业为内容的洋务运动,其直接目的是希冀以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在间接上发展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中华的振兴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该文以李鸿章在铁路建设上所作的贡献,试图分析李鸿章与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铁路的建设和李鸿章有着紧密的联系,李鸿章是中国铁路的奠基者和实际组织者。李鸿章在对待民族资本的问题上基于一种客现现实的解决办法,为中国铁路的兴起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     

论晚清湖南经学

晚清湖南经学基本由理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三大块构成,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人物,而 各代表人物在治经倾向上又有所不同。晚清湖南经学为近代儒学地域化的重要内容,自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学 术特征。在对待晚清湖南经学的评价上,学界历来各执一词,并没有形成客观定性的共识。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的影响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李渔具有不定于一尊的怀疑精神、疏狂和倨傲的性格以及鲜明的创作个性。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清之际的实学两方面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李渔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心学为体、实学为用的性质。李渔热心治史,说明他受实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他建立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也大有裨益。     

程朱理学与晚清社会

晚清时期,程朱理学并不以哲理思辨见长,但局势的动荡却突显了它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清政府以理学为官方哲学,士大夫以理学为进身之阶、治平之器,民间则以理学为文化宗仰、道德法则。然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既为理学信条所束缚,又极力对之加以维护。可见,理学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心性玄谈或愚民之术。这一切,显示出理学具有多重面相,也反映了旧学在当时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     

尤时熙与明代洛阳的学术转型

明代洛阳学术经历了由初期株守程朱学说到中后期崇尚阳明心学及经世实学的转型。这个转型是由尤时熙完成的。尤时熙将阳明心学首传入洛,师承阳明心学又兼融传统理学,且具有一定的实学思想,以此开创了洛阳学术的新局面。     

李贺生卒年新考

唐代诗人李贺的生卒年,自明末清初以来有多种说法。唐代杜牧《李贺集序》中关于李贺享世年岁等有关年月的记载,是目前考证李贺生卒年的最主要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文字依据。作者曾考索杜牧《樊川文集》中所有记载年月的数目字及其表达年数的涵义。在上述考索的基础上,探讨了杜牧用数词表达年岁的习惯用法———即虚年计数法,藉以考得李贺生于公元791年,卒于公元817年。     

从吴学支裔到扬学先驱——论李惇的学术历程及学派归属

李惇是清乾隆年间知名的经学家,近世学者或认为他属于吴派,或认为他属于扬州学派。就学术思想和治经旨趣的演变而论,他早年主要私淑顾炎武,有志于"考古之学";中年追随惠栋为代表的吴派,钩稽汉学精义,追驳宋儒谬说;晚年致力于依托《左传》通考春秋文明史,以"通释"求通识,超越吴派。从吴学支裔到扬学先驱,是李惇与时俱进的学术旅程。     

论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

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无论在清代中前期还是在后期,长沙、衡阳、永州等三府一直是湖南社仓较为发达的地区;沅州、靖州、永顺府等湘西地区3府4厅,江华县、新田县、永明县等湘西南3县,浏阳、安仁、酃县等湘东地区3县社仓储谷规模较小;洞庭湖区虽然粮食产量较高,但也是社仓不发达地区,各县社仓储量均不高。清代后期,受战乱、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湖南社仓曾一度衰败。同治、光绪时期,湖南社仓因受到地方官府的重视而逐渐复苏。除湘西地区社仓未恢复外,其他地区社仓均取得程度不一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与官府的重视与扶植,对社仓的地理分布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