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公共领域建设的政治文化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视传媒已逐渐构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成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平台,有助于达成＂理解＂与＂共识＂,培养公民政治理性和国家政治理性,推进社会和谐、社会改革和政治文明,从而成为权力机构的隐形延伸,体现了电视传媒生存的政治意义。作为传统强势媒体,电视传媒应提升自身的政治理性,积极有效地建设公共领域,提高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艺术,更好地参与和建构社会政治文明。     

论政治文明进程中的网络民意表达

政治文明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及其应用。网络以其独特的技术性,营造了一个表达意见和诉求的话语空间。人们借助网络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发表对国家事务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形成网络民意。网络民意具有直接性、及时性、虚拟性、平民性和互动性等特点,表现出巨大的思想意识力量,对政治文明产生影响。一方面,网络民意表达传承了政治文明意识的内容,反映了政治行为文明的状况,为政治制度文明提供新的生长点;另一方面,网络民意表达需要政治文明提供宽容的表达环境、理性的表达行为和完善的表达制度的支撑。为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尊重网络民意,善用网络民意,规制网络民意,以此保障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实现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加速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进程。     

强化公民意识: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

公民普遍具有公民意识是政治文明的要求,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公民的权利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强大动力;公民的义务意识是提高有序政治参与质量的前提和基础;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     

政治宽容渊源的哲学审视

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提升,政治宽容作为一种理念、美德和制度逐渐融入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成为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衡量尺度和外在表征.政治宽容要探询的是: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原则应该成为国家行为的正当基础.政治宽容的生成根基和理论前提,可以从哲学的本体论——人性诉求、生存论——多元共生和认识论--有限理性等维度获得充分的诠释和有力的辩护.     

刑事和解的市（公）民社会基础

刑事和解在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是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二者博弈互动的结果。随着市民社会的孕育发展壮大,市民社会内在固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精神必然催生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因契合了市民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精神,又加快了市民社会建构的步伐,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在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除了尽快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外,当务之急要转变国家职能,淡化报应观念,并使人权观念深入人心。     

关于协调高校公权力与学生私权利关系的几点思考

目前,高校公权力与学生私权利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高校公权力挤压了学生私权利空间,高校公权力使用不当,破坏了学生享有的私权利,高校公权力私有化剥夺了学生的私权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坚持私权优先、相互制衡原则,合理界定两者的范围,加强对公权力的制约和扩大私权利的存在空间.     

转型社会的“政治伦理”建设的历史性举措——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主题、核心和突破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而其实质则是作为政治文明主体的人的文明建设;政治主体的政治文明素养的提升,是转型社会的"政治伦理"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价值追求,主要可从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加强"公民教育",促进公民意识的确立与培育;二是加快"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促进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努力实现政治价值认同.     

西方自由主义语境下宽容观念的演进

宽容是现代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它起源于宗教改革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为良心自由所作的辩护,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安排,并成为现代民主的价值规范.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有必要批判性地借鉴自由主义的宽容观念及其实践的成果,把宽容作为政治价值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原则,走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政治发展道路.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价值及实现

秩序是政治生活基本的价值,供给秩序是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定位。服务型政府是公民本位的政府,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础。但是,惟有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才能发挥正向功能,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对服务型政府构建具有多层价值。为了充分发挥这种价值和效用,就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努力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扩大广州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政治参与有效性的保证。广州市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今后应把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作为广州市政治文明建设的后续工作而大力推进。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