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渐进改良"历史观及其哲学依据

卡尔·波普（Karl·Popper，１９０２～１９９４）是以科学哲学著称于世的学者，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历史哲学家。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１９４５年）中，把人类社会区分为“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主张通过渐进的改良实现“较合理的社会”即“开放社会”，并系统地阐述了改良主义历史观。他认为抽象的哲学认识论并非远离政治的，恰恰相反，不论自觉不自觉，认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是相互影响的，并声称他的认识论观点和他的改良主义历史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渐进改良”的历史观在波普看来，“开放社会”比之“封闭社会”是…     

#报应$的社会本质%乡村宗族社会的人际规则与社会排斥 —— 以赣中Y村村民传宗的生命失败轨迹为例

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导致了社会的全面政治性“祛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控制的相对松弛，各类 民间信仰活动纷纷复苏，整个社会似乎又开始陷入一种“着魅”的状态。在许多地方#尤其在乡村社会，文革这 一“非常态”时期的社会精英们在社会恢复“常态”以后，其悲惨的下场往往成为了社会重新“着魅”的祭品。在 这纷纷扰扰的“报应”背后，掩藏的是社会人际规则深层次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排斥。     

梁启超“新民”与“群治改良”之异名实同

近代意义的“群”概念的出现，是近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时对西学的回响。在梁启超的文本中，“群治”是以“群”为核心，用以表达社会人建立的社会秩序，且是人以群的状态存在的社会；另一重要概念“新民”,则用于表达“维新吾民”或“新的国民。二者的核心都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群，纵观梁启超“群治改良”的讨论路径和对“新民”的设计，在其经世思想的内核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实则是异名而实同的概念表达。     

邓伟志：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五个坚持”，归纳起来是要我们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在当前主要是解决经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请看，“五个统筹”中，大部分讲的是社会。如此重视“经济社会协调”，是在科学发展观上的一大突破。     

论孙中山的历史哲学思想 

孙中山主张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自然历史过程，“民权”的兴起便是这种进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坚持“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并以此为根蒂构建“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孙中山还极为重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其人力胜天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和极强的现实启示价值.     

前瞻与虚无：吴景超社会安全思想初探

吴景超在其庞杂的学术体系之中，构建“新社会”或“公平的社会”是归宿点和根本的目标。这其间既体现民国时代社会学家群体经世性追求的共性，也展现了其独特但极具学术逻辑的研究路径：以城市社会学研究起点，进而提出“发展都市救济农村”和工业化思想，并最终以宏观经济体制为着力点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即以“新经济”达到中国发展的“新路”。其中，最能反映吴景超社会思想前瞻性的无疑是他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社会安全制度，并基于对“生活程度”的界定，基于对社会结构中的“阶级”的解读，基于对社会运行中的“公平”、“平等”等价值观念的判断，试图去表达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带有虚无性的政治诉求。     

元宇宙：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

元宇宙的兴起有其现实基础，是人类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生存的重要趋势和表现。与其说元宇宙是“数字化虚拟空间”,不如说是“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即它使社会现实本就具有的“虚拟性”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并满足了数字化时代人的现实需求。元宇宙在社会结构层面具有“强技术性”“拟空间性”和“拟时间性”特征，在社会行动层面具有“脱嵌性”“孪生性”和“跨阶层性”特征。社会学应立足于社会生活数字化的经验现实，“避虚就实”地理解元宇宙，在个体与社会之联结的意义上把握其特点及影响。     

“大政府与小社会”——街区权力组织建构解析

社区组织建构的宗旨是“小政府与大社会”，即社区整合与社区发展的现代化。而我国目前街区组织建构的任务是承载社会分化的大量社会性职能以及带有问题转嫁性质的政府行政职能，街区权力组织要在“单位制”趋于瓦解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基层政权，政治性目标优于社会性目标，成了“大政府与小社会”，其直接后果是社区的“虚拟整合”与社会形象发展现代化目标的难以实现。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消除社会“潜规则”

“潜规则”是一种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的“暗规则”，它破坏社会正常秩序，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健康发展，是社会运行的顽症。社会“游规则”的存在及流行，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背道而驰，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格格不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潜规则”的危害，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采取有力措施，遏制并逐步消除它，以建设诚信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家庭的社会“细胞”意义在现代的丧失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是极为流污的说法。许当家庭理论的研究，基至以此为出发来，称家庭社会学为“细胞社会学”。真实，说家庭现在仍然是社会的“细胞”，是大可疑问的。挪家庭为社会的“细胞”，当然是形象的说法，它实则意指，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的（细胞水平上的）单元或最基本的军伤’］。这一说法意味奢，自个体家庭产生以来，运会为止墓至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无论在何种条件下，社会都必定由家庭为最小本任司能结何而成；个人出不能亘接地而必须通过家庭有能鲢实现自己的社会结合。另外，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一形象说法中，诬…     

“资本”现代性的代价

“资本”现代性是马克思关注现代社会的最基本视角，通过它来观察社会发展，特别是转型社会的发展，尤为确切。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资本”现代性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它也让人类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引入“资本”现代性并发挥其积极作用，也需要辩证的看待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本”现代性，控制其代价。     

近代军人社群崛起与传统“四民”结构的整合──以晚清社会变迁为视点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以下，基本上是土农工商与兵（军人社群）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土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兵则连末也够不上，军人社群在正常情况下大都处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边缘位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特别是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和传统士人的边缘化，导致“土”与“兵”的角色的错动。近代军人进踞社会主干并扮演社会领导角色，通过兵与土农工商的社会契合，逐步形成了土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程序。这种深刻的变化，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笔者就以晚清时期“兵”的角色…     

“李约瑟之谜”的政治经济学解

历史上，中国曾多次触及工业革命的大门，却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在现象形态上，是因为“社会”缺乏对科技的需求和供给；然而社会对科技的需求和供给在其本原上不仅是对应的，而且也是符合人的本质特征的，也即科技是一种“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是故，参详“李约瑟之谜”，或当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某种“哲学思考”中，如是，人们也许能找到某种“必然”的因素。     

巴黎公社的“社会公仆”原则与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尽管巴黎公社仅存在了７２天，但其干部的“社会公仆”原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列宁非常重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宝贵经验，尤其赞赏其“社会公仆”原则，他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不仅注意在思想、作风等方面培养党和国家干部的“社会公仆”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防止党和国家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原创性思想：“整体性观察基本矛盾”来“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果必然性理论和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首次以“引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动论”,揭示了引领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深层关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揭示了“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和“构建”方略；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运用历史规律的自觉行为，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说明了人类社会规律的实现是主体实践自觉的结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与实践的理论。     

“两型社会”建设的金融支撑体系构建研究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型社会”建设也赋予了金融业全新的历史使命：一是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二是加快金融业自身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不遗余力地推进跨区域发展，率先其他产业实现“金融同城”，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新型的金融服务支撑。因此，构建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两型社会”的发展。     

孙中山和苏加诺的“社会革命”论之比较研究

本文将孙中山和苏加诺的“社会革命”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的“社会革命”论对亚洲民族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开了第三世界落后国家“中间道路”的先河；苏加诺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社会革命”论，他们的相同之处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象中国、印度尼西亚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进行“社会革命”的一些基本规律     

“东方社会—亚洲价值—亚洲模式”三论与当代中国的东方认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开展或参与了以“东方社会”“亚洲价值”和“亚洲模式”为关键词的三次国际性研讨。其中，从社会学角度对“东方社会”的研讨，使以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封闭停滞的负面判断，转为对“东方社会”及“东方道路”的正面确认；从哲学角度对“亚洲价值”或“亚洲价值观”的研讨，促进了“东方”共有价值观念的辨析与认同；从经济学角度对“亚洲模式”及东亚经济发展特点的讨论，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学界对“亚洲模式”的冷静判断与正面评价。上述“三论”在时间上先后相继，在论题上相互联系，是近40年来我国“亚洲认同”或“东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社会科学学科归属问题探析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与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相对应。对社会科学作出过规定的人为数不少，如涂尔斡认为，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的科学；杜维耶认为，社会科学是“研究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科学；何曼史则认为，社会科学是一切...     

论黑格尔的家庭观及其现实关切

家庭——作为一种伦理实体和基本制度——是黑格尔现代社会伦理体系的逻辑起点。黑格尔通过“爱与婚姻”、“家庭财富”和“家庭解体”三个环节构筑了现代家庭的理论整体。家庭的内在伦理精神是“爱”，“婚姻”是其实现形态，“家庭财富”是其外部的物质基础。在自然性的家庭关系中发展出了独立的人格意识，由于自身内在的否定性，家庭开始解体，从而进入到了“私权”领域——市民社会，最后通过国家的公共性保障了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发展。通过把当前社会所面临的婚恋性爱、财产分配、赡养老人和未来发展等现实家庭问题置于黑格尔宏大的社会理论构架和辩证发展环节中，我们能够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解答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