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渔洋 透视渔洋

今年3月份以来,有关安阳县安丰乡的一个村落———渔洋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章。这个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在短时间内突然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搞地理的、搞美术的穿梭般地拥向那里,徜徉其中,参观评点,摩娑研究。它有何魅力,又有什么特别之处使得人们对其着迷、为之倾倒并为之惊叹呢?座落于豫冀两省界河漳河南岸的渔洋,距古都安阳仅2 2km。千百年来,这里的居民,捕鱼牧羊,稼穑商贾,勤苦劳作,生活滋润平和,丰衣足食。但是他们不知道,就是这片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土地上,在那早以逝去难返的岁月里,曾经历和见证了中国长达60 0 0…     

喇家遗址齐家文化聚落的考古发现与思考

喇家遗址是我国首个经多年考古发掘和科学论证的史前灾难遗址。遗址的规模大,等级高,遗存丰富,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本文分区域梳理历年来喇家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对齐家文化聚落布局特点进行了初步分析。这种梳理工作对喇家遗址进一步的综合研究以及未来的考古发掘规划都具有重要意义。     

渔洋村古建筑中“门文化”探究

建筑中门的形态显示着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教的特征,也表现出各时代各阶层人们的理念与追求.通过对渔洋村建筑风格及门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渔洋的历史与文化.     

从名士风流到文学侍从--王渔洋诗歌"三变"及其文化意蕴

清初诗人王渔洋一生诗歌取向发生多次变化,本文不以诗人宗唐或宗宋的变化作为区分标准,而以作家文坛角色意识的转换为中心,提出渔洋诗歌“三变”说,考察渔洋从风流自尚到皇清诗人再到文学侍从的三次转变。康熙四年前,渔洋风流自尚,追求名士风范,无意政治功名;康熙六、七年后十余年,开始有意于“文治”,皇清诗人角色意识突显;康熙十七年荣升侍读后,弘扬“文治”与推崇风雅,互为表里,由此成为文学侍从和清诗的“开国宗臣”。渔洋“三变”是诗人主动创新求变的一种结果,不但体现着清初变风、变雅之调向“治世之音”的演变动态,而且标志着清初诗坛盟权从“在野”向“庙堂”的转移。     

渔洋文化旅游资源的特色与开发

从渔洋的景观生态及其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入手 ,深入探讨了渔洋旅游资源的独特价值 ,并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了建设现代生态景观文化村落、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开发思路。     

聚落考古研究对遗址博物馆展示的启示

本文从聚落考古研究着眼,列举中国目前通行的遗址保护的两种模式——营造遗址博物馆的建设遗址公园和具体做法,提出聚落考古研究对遗址地的遗址保护、复原和展示具有启示性作用,并对陕西汉阳陵帝陵博物馆的实践进行了初步分析。     

地理因素对渔洋历史文化遗存形成的影响

河南省安阳县渔洋村 6 0 0 0年不间断的历史文化遗存 ,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其周围优越的地理环境是古人选择在此生活的重要条件。这里位于漳河出山所形成的冲击———洪积扇的顶端 ,河床稳定。因此 ,渔洋村虽然紧邻漳河 ,但人类活动遗迹却能在一个地点不断演化。这里处于漳河凹岸 ,河流较深 ,具有修建码头良好的地理条件 ,使其在历史上长期为官道的渡口码头。渔洋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受环境的影响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文化形态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具有明显的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产业开发价值.本文按其功能,将传统聚落的物质形态构成要素分为宗教要素、生活要素和自然要素三类,并从空间构成上将其划分为环境空间、精神空间和生活空间,进而从物质层、心物层和心理层三个层次对文化形态赋予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影响进行剖析,归纳出传统聚落的四个文化因子,即水之村寨、越人之村寨、神灵之村寨和佛之村寨.提出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按傣族聚落的文化核心、社会时代特征和相应的民族价值观将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有机地统一了傣族传统聚落发展中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作用,深化了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产业开发中所需的、对传统聚落文化演进的认识.     

试论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问题

殷墟聚落形态研究是这些年学术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但在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这一基本问题本上尚有很大分歧。通过仔细分析当地所出的相关族氏铭文 ,可以发现 ,在商代晚期 ,居住在殷墟聚落内的居民并非是由单一族系的“子”姓族氏组成的 ,当地的居民至少应该包括子姓、姜姓、姓、姓等各个族氏 ,同时也可能有任姓族氏在殷墟聚落内蕃衍生息。     

商代金文字频分级的初步研究

以2009年底已公开发表的商代金文材料为限,商代金文可归纳出字头1343个,可释单字569字。其中,常用字即出现频率在10次及其以上的单字计203字,次常用字即出现频率在2次及其以上至10次的单字计515字,罕见字即出现频率为1次的单字计625字。＂父＂的出现频率最高,过千次。＂亚＂的出现频率仅次于＂父＂。商代金文高频字中无虚词、动词、数词,全为名词,主要是天干和亲属称谓用字。     

商代国家性质申论

有学者认为商朝是方国联盟,从甲骨文“比”字与多王的分析看,这一结论的证据并不充实。从商代的王与诸侯的权力与义务、商文化在大范围内的统一性、商周交替之际表现出的对商王朝共主地位的承认看,商王朝已经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不是方国联盟。     

论古汉字构形变化的规律

“汉字构形学”是王宁创建的理论体系,它适合于分析各类汉字的构形模式,便于对不同形制的汉字进行比较。本文以汉字构形学理论为指导,利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对古汉字构形变化做从定量到定性的研究,总结出汉字构形在古文字阶段的变化规律义化、音化、记号化。     

元上都--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古城始建于1256年,初名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开平汗庭的建立,在蒙元史上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蒙古国前四汗的统治中心都在漠北和林地区,从忽必烈开始,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漠南汉地。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外城平面呈方形,周长8 800余米。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调查材料,四关内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上都周围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普通蒙古人的墓葬。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在羊群庙出土4座汉白玉雕像的祭祀基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晚商时期晋豫交界地带的军事驻地及相关地理问题

通过分析殷西南的战争形势与军事据点 ,讨论了晚商时期王畿区的西、西南界线     

殷代日界小议

甲骨文中的“”字是指前一干支末到后一干支开始的一段时间。根据卜辞材料和文献记载 ,殷代的日界不应在天明之时 ,而是包括了一段夜间 ,具体的说 ,殷代一日之始 ,可能在夙时。     

商代中原地区的草木植被

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有着良好的草木植被:大片大片的森林,随处可见的灌丛,林木茂盛,野草丛生,丛林之间遍布沼泽湖泊。甲骨文字中有许多反映商代中原地区植被种类的字形;一些特殊的甲骨文字如"朝"、"暮"、"东"、"西"、"楚"、"茔"等,都反映了当时植被的丰富;甲骨文中还有众多与林地有关的"麓";文献中许多关于"松柏"、"桑林"的记载,表现了殷商时代中原地区植被的特征;野生动物的大量生存,也是当时植被丰富的一个佐证;最能反映当时的气候条件的竹林,在商代的中原地区也有大量分布。但是到了商代末年,由于长期的农垦、田猎、畜牧以及生活生产用木等,自然的植被环境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     

商代新闻传播范围初探

商代的新闻传播范围是伴随着族团迁徙、资源开发、生产交往、技术进步、文字交融、文化认同等而不断扩大的,它西到亚欧,东至海滨,南抵南亚,北达朝鲜,远及美洲,既以商代统治区和文化范围区为轴心放射传播,又有回流交融传播,呈双向态势,比我们设想的要宽广得多、复杂得多。商代新闻传播活动范围大于商代统治区并大于商文化范围。     

商代祭祀遗存发现与研究的回顾

商代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商代祭祀遗存研究中还存在着8个应注意的问题。     

花东田猎卜辞的初步整理与研究

由于旧有非王卜辞中田猎材料有限,故以往的田猎研究多据王卜辞,而新出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属非王卜辞,其中刻有田猎卜辞者在43版,为我们研究殷商时期王室贵族的狩猎活动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在对花东田猎卜辞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将其与以往的王卜辞和非王卜辞相关情况进行比较,对其中涉及到的田猎日、田猎地、田猎用词、猎获物、狩猎参加者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使得我们对商朝贵族的狩猎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对探讨花东卜辞主人“予”的身份地位,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