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作家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

1930年和1932年,左翼作家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了内部讨论.讨论者对于倡导文艺大众化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分歧的焦点体现在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如何处理语体文的大众化与欧化的关系.回顾这次讨论,有助于理清中国现代文学从启蒙话语向革命话语转型的内在逻辑,弄清五四文学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何受到质疑、如何被辩护,廓清语体文的大众化与欧化的关系.     

瞿秋白对文艺大众化的倡导与建树

文艺大众化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任务。“左联”在成立时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以后除不断号召、组织作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探索和努力外,在理论上还进行了关于“大众化”问题的三次公开讨论。瞿秋白于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三年底,在上海一面养病,一面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在积极从事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杂文创作的同时,对文艺大众化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倡导与建树。正如一九五三年版《瞿秋白文集·序》中所说:“他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最早的一个倡议者和鼓舞者。”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瞿秋白参加研究、拟定的“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文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构成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这里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文艺家在同人民群众的结合中转变立场、转变思想感情、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问题;一是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问题。自“五四”以来,尽管一些进步的文艺家多次讨论“民众文学”和文艺大众化问题,“到民间去”、“到群众中去”的呼声连绵不绝,但由于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主观方面的种种原因,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有的人虽然提出了“向群众去学习”或“从大众去学习”的良好愿望,但又不懂得这一主观要求必须放到与人民群众结合的客观事实中才能真正实现。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讲话》总结了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彻底解决了无产阶级     

文艺大众化:作为一股潮流

文艺大众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从观点到倾向,从理论到创作,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汇成一股巨大潮流,文艺大众化这条鲜明的线索,贯串在民主革命年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文艺大众化,这不是海外的舶来品,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早在“五四”前夕.陈独秀、周作人倡导“国民文学”、“平民文学”,把这种新型的文学放在同贵族文学相对立的地位,已经多少表现出“五四”文学革命要把文学从少数垄断     

《讲话》对中国现代文艺大众化进程的推动

本文主要论述《讲话》对中国现代文艺大众化进程的推动。简略回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艺大众化”趋向,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待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出现。《讲话》明确地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推动了文艺大众化的进程,对整个革命文艺产生深远的影响。     

南天思乡情——萧红等三部记传性作品比较研究

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这一时期,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和与其相应的“东北流亡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个十年间反日爱国意识最强的文学。它作为中国“抗战文艺”的先声,曾引人注目,且备受青睐。到了“七·七”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以反日爱国为主旨的“东北流亡文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隶属东北流亡作家的“流亡者之歌”,在大时代的“抗战文艺”的交响乐中     

繁荣文艺创作的必由之路——论作家必须自觉地深入生活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为了解决文艺与革命、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为了推动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发展,曾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原理,深刻地论证了革命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作家必须自觉地深入生活的口号。他在《讲话》中,不止一次地反复强调:“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经过四十年革命文艺的实践检验,证明这一论断是科学的、正确的,是促使作家和群众结合、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瞿秋白与"革命的浪漫谛克"

瞿秋白最早提出“革命的浪漫谛克”这一概念 ,并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这种批评 ,不仅反映在对此类作品的评论中 ,更多地体现在倡导革命文学、提倡文艺大众化的文章中 ,而更为深入地剖析和清算 ,则反映在马列文论的译介和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 ;既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作用 ,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和左冀文学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     

未见收获的耕耘——瞿秋白与三十年代初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30年代 ,在瞿秋白积极倡议下 ,形成了大众文艺问题的又一个讨论热潮。瞿秋白热心倡导大众文艺运动 ,与他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的认识与要求分不开。他的文艺大众化主张 ,强调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生活大众化”的必要性 ,提出了革命大众文艺内容和题材的新要求。关于形式问题 ,他特别看重旧形式的利用和改造 ,让群众“看得懂”、“听得懂”。为推广大众文艺 ,他设计了开展“俗话文学运动”、“街头文学运动”、“工农通讯运动”等方案 ,并在苏区进行了实践     

中央苏区工农戏剧大众化简论

30年代初,瞿秋白在上海参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时,曾指出现在的中国“普洛文艺的胚胎还没有,只有普洛文艺的理论和所谓前辈,只有普洛文艺的‘母亲’,她应当怀胎,但是还没有怀胎。”这话讲出了国统区的实际情况。然而在30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戏剧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门类,却以它特有的大众化形式,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话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探     

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辉旗帜——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正出现一片前所未有的蓬勃气象;在党的关怀下,文艺之花重又繁荣生长,一个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灿烂美景正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充满希望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四十周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辉旗帜.它不仅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深刻地和彻底地解决了文艺和工农兵根结合的问题,而且还规定了我国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使解放区的文艺和我国的革命文艺事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我国文学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质变性的跃进.从此,我国革命文艺进入了新的人民文艺时代:为工农兵和表现工农兵的时代,作家和群众、文艺和群众、革命文艺和文艺传统开始结合的时代.     

在论争中结束和没有结束的论争

一九七七年底开始,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展开了关于一九三六年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讨论。这场讨论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国防文学”的污蔑不实之词,为在文艺界拨乱反正、肃清流毒做了一点工作。还一致肯定了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这场讨论是有成效的,它的发生既不是什么人任意提出的,它的结果也不是更把思想扰乱了。当然,对于文艺界几十年来的一桩“公案”,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认识的完全一致,这是毫不足怪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论争中结束,可是这场论争却至今没有结束。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我的这篇文章,则仅限于从学术的角度,谈谈对这场论争中几个问题的认识,以就正于批评者。     

柔石的创作

中国新文学运动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了。在解放前那些漫长的黑暗年代里,多少优秀的革命作家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当中,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的五个青年革命作家。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柔石就是五个遇难作家中的一个。     

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经验

抗战时期是老舍写作生涯的重要转折期,文艺大众化又是抗战时期中国文学面临的首要难题,这个话题的提出和运作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老舍的写作走向。通过分析老舍抗战时期参与通俗文艺写作和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的经验,讨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和老舍的写作走向的相互关系,并且在老舍的庶民身份、性格因素上寻找原因。     

“左联”刊物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左联”刊物与现代文坛纷争之一

“左联”刊物作为一种现代印刷业的产物,不仅实现了文学传播的现代化,还主动引导乃至制造着读者的阅读趣味、审美格调。借助《大众文艺》《北斗》等刊物的媒介力量,“左联”参与和组织了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努力推行了大众文艺运动。“左联”厘清了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必要性、问题维度和基本方略;辨析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本质、目的、任务和实现路径;明确了大众文艺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问题。“左联”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和倡行大众文艺具有多重意义。     

“纯文学”讨论迷思

始自2001年的“纯文学”讨论没有在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的检讨中对“文学自主性”的理解做出新的贡献,其引发的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深化了对文学自身境遇的思考,但是这些讨论依然以认识论思维讨论文学的经验属性,没有对“文学性”的根本依据问题做出深入讨论。“纯文学”反思不足以代替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概括,“文学性”问题应该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得到理论升华。     

文学如何民族化——对文学“源”与“流”的一点思考

文学为什么要民族化?生活使然。所以,在我看来,文学的民族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反映现实的民族生活的问题。叫人讷闷的是,这样一个本来并不费解的问题何从会弄得如此争论不休,莫表一是。五四伊始,国粹派派与洋务派之争;二、三十年代通俗化、大众化的提倡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旨趣的分庭抗礼;《讲话》时期解放区文艺关于“阳春白雪”与“下里色人”的讨论;早几年“文学现代化”的呐喊;近年来的文学“寻根”的呼吁,这条分明的文学曲线中,莫不贯穿着对文学民族化问题的思考、探索。然而,作家们专注于创作无暇作太多的理性思考,即兴式的感受和直觉性的追求难免概念的含糊、偏颇;批评界远离创作实际的一家之言,常常使批评隔靴搔痒,     

警惕“阴谋文艺”借尸还魂

前一个时期,“歌德派”在打倒“四人帮”后刚刚复苏的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内刮起了一阵“冷风”,在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其原因是因为它的代表性论点,都是从林彪、“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那里来的。试略举一二。 其一,是讲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只能按一定的模式办事,墨守旧规,不准讲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也应该扩大。 林彪、“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给革命文艺作品及革命文艺工作者强加的一条罪状,叫做“从三十年代提出‘国防文学’,到六十年代鼓吹‘全民文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新任务。 关于“国防文学”,前一阶段文艺界已经进行过有益的讨论,给这个口号平了反,这里     

当代文艺症状分析：公式化与概念化

公式化和概念化是中国当代文艺长期存在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理论界开出的药方是“深入生活”。但是,“深入生活”注定了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其原因有二：一、“深入生活”的逻辑前提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是生活,因而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不能真实表现自我。二、当时一些作家受到批评,并非因为没有深入生活,而是恰恰因为对生活的深入了解和真实表现。文学被要求表现生活的“主流”和“本质”。而“主流”和“本质”只能到文件和社论中去寻找。当作家们都到同一文件中去寻找生活真实的时候,千篇一律的现象当然无法克服。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个人主体性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