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限防卫权”法律规定的反思

我国新刑法关于无限防卫权的规定有悖于权利有限说 ,容易弱化对不法侵害者应有合法权益的保护 ,诱发更严重的暴力犯罪 ,导致防卫人与犯罪人两败俱伤的结果 ,也不符合国际社会防卫权发展的总趋势。在司法实践中 ,应限制这一权利的行使。     

论特别防卫权

新刑法第２０条第３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我国刑法在对原来一般防卫权作出修改之后又重新架构的一种特别防卫权。特别防卫权...     

论无过当防卫权中的几个问题

防卫权问题是正当防卫理论的核心问题。现代各国刑法普遍认可防卫权是一种公民权利,是公民对其自身权利的一种救济权利。防卫权的限定与否是关系到正当防卫性质的重要问题。不论理论上的聚讼如何,这一权利必定已为现行立法所确立,它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论正当防卫的对象

能否对单位和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在理论上存在争议,本文在对不法侵害予以界定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客观角度分析认定不法状态,防卫人就无刑事责任能力者和单位实施的不法侵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行使防卫权。     

论法律上的防卫权——人权角度的观察

本文将“法律上的防卫权”界定为“通过法律实现防卫的权利”和“在法律上防卫的权利” ,认为法律上的防卫权由获得公正的公开的和及时的审判的权利、对席辩论权、程序抗辩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和获得国家赔偿权组成 ,阐述了法律上的防卫权与个人在政治国家中的自主性的关系 ,并就法律上的防卫权分析了中国法的现行制度设计。     

论正当防卫的条件

在司法活动中 ,对正当防卫的认定 ,必须要符合下列相互统一、相互联系的几个条件 :防卫目的 ,必须是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防卫起因 ,必须有客观存在的不法侵害 ;防卫时间 ,必须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 ;防卫对象 ,必须是不法侵害人本人 ;防卫限度 ,必须适当 ,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样 ,才能鼓励和支持广大公民同社会上的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性质的冷思考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固有权利,其权利的性质决定该项权利的制度设计及其辩护效果。根据权利-义务、权利-救济理论,辩护律师的自行调查行为虽没有立法的限制,但其实施完全取决于证人等被调查者的同意,本质上只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行为,尚未从行为状态上升为一种法律权利。申请调查取证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权利,且该项权利的实施受到法治国家立法的周到保护,其权利体系包括义务主体、救济机制、权利内容、行使阶段等多方面。     

正当防卫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主要分析了一般防卫的限度和特殊防卫的限度,以及特殊防卫权确立的理念。认为大幅度放宽防卫的必要限度,未必能极大地调动群众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而且特殊防卫权的确立,不利于对不法侵害人的利益保护。本文还认为,特殊防卫权中,在防卫人防卫之前就唤起公民使用极端的手段进行防卫的意识,这在当今文明社会中,从理论角度上讲是不道德的。     

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基于我国劳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劳动权是劳动者享有的一系列与其社会劳动有密切联系的具有人权属性的权利.在人权体系中,劳动权就其性质来说是典型的社会权.社会权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当劳动者的权利遭受侵犯或实现受阻时,公共权力必须提供及时、有力、低成本的救济.劳动权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保障,保障私权安全是公共权力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根据.如果现有的制度不能为已被立法确认的劳动权的实现提供救济,就必须予以制度重构,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重构劳动权保障法律制度,以确保公民各项劳动权利法律保护的制度保障.     

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的域外考察及其启示

职务常任是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世界各国大多通过各种法律规范明确公务员享有职务保障权。但是,这只是实体权利规定,权利的实现离不开切实有效的救济机制。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屏障,对公务员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文章对中国域外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所实行的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进行考察,明确指出,通过立法和实践,使公务员享有公正、有效、及时的司法救济,是实现法治、保障公务员权利的必然要求,是公务员人事管理的必然趋势。     

公共危机事件救助中的政府角色

强化国家在公共危机事件爆发后无过错责任的承担更能有效地反映公共危机救助制度的人民权利性质和国家的义务性质,无过错责任的提出对需要公共危机救助的人民利益具有更直接的保护意义。国外公共危机事件救助制度的立法实践,为我国健全相关法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提高立法层次,制定专门性公共危机救助的法律;完善公共危机救助管理机制;拓宽公共危机救助资金的渠道来源;健全公共危机救助的监督机制。     

论城市地下空间权的若干问题

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作为一项重要的公用事业,应该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有关立法相对滞后,围绕这一问题的法理探讨也明显不够。城市地下空间权作为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相关的法律问题中的核心命题,必须从理论上予以厘清:首先,必须对城市地下空间权作科学界定;其次,必须对城市地下空间权的要素作科学分析;再次,必须对城市地下空间权的取得作科学定位;最后,必须对城市地下空间权法律制度的完善作科学构思。     

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是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行政决策法治化通过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上达到耦合,耦合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制度化、利益团体多元化、信息公开规范化、监督形式多样化、责任追究明确化。     

权利的应然与实然

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既是权利文化中的客观现象,也是权利学说中的重要问题。对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的划分,是自然法理论的产物,应然权利从价值层面对权利的应该状态作出描述,实然权利则从事实层面揭示权利的实际状态。二者既有明显区分,又有高度统一,并在对立统一中推动权利文化的进步。应然权利向实然权利的转化,应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优良的制度条件和有效的保障机制。     

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法人制度的确立为鼓励积极投资,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公司实践中存在着股东利用公司独立人格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种种现状。这就要求我国从理论上完善公司法人制度,从实践中约束股东的不当行为,实现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务员权利救济法律问题探析

公务员权利救济应当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其法理基础为特别法律关系理论、权利救济理论和行政法治理论。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诸多探索,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其中,重视法治、强调公正、注重程序、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相结合,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食品安全信息规制机制的法治省思——以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为研究对象

伴随着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高频率爆发,《食品安全法》确立的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有利于改善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但此制度的出台并没有抑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存在公布信息主体混乱、信息发布决策的社会参与不足以及权利救济机制短缺三大问题。应从整个卫生行政部门系统都享有信息统一公布的权力这个角度来解决公布主体混乱的问题。通过对公民在食品安全信息分布中的参与权进行分析发现：普通公众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参与权存在区别;应合理协调应急信息中的公共利益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冲突。从普通公众和食品生产经营者两个不同维度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并借鉴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来解决政府责任问题。     

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利用与保护的基本法律问题与立法规制

在智能化和法治化的新时代,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综合应用已成为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重要方式。公共视频监控系统成为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保护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技术项目。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的技术手段和法律属性需要以立法形式加以规定。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综合应用需要在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中进行,尤其是视频监控图像信息公开使用与信息安全、隐私权保护之间的法律制度设计。因此,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的法律规制工作应对法律主体、基本原则、权利体系、法律监管、法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     

服务政府理念下的法律保留原则

根据传统行政法的法律保留原则,宪法已将某些事项的立法权限保留给立法机关,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加以规定。没有立法机关法律的明确授权,行政机关无权作出行政行为。但随着服务行政的大规模出现,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政府有义务向公民提供充分的生存照顾,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不再限于免于受到政府侵犯和干涉的防卫权。权利的内容扩展到积极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或给付之受益权,法律保留原则的范围处于不断的变化调整之中。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面临财产权、生存权、参与权、知情权、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等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形,这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官员考核机制、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明、征地程序不透明以及权利救济制度不通顺等制度性缺陷有密切关系。因此,改革农村集体土地交易制度、明晰其产权主体、征地程序公开透明化和完善纠纷救济制度是保护失地农民权益的重要举措。同时,政府还应为失地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劳动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服务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