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文化思考

现代案头上的两个历史文本，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记载着两个东亚大国的近代遭遇。在东西方文化的剧烈冲撞中，同样的历史氛围，同样的时代机遇，同样的民族激情，却结出了不同的文化果实。个中的文化得失，至今值得重新读解。一“洋务运动”发轫于１...     

日本型中国威胁论的“水脉”

近年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的源头有两个 :一个起因于美国 ,其背后是美国从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地缘政治学战略即东亚战略在起作用 ;另一个来自于日本的基于前近代形成的华夷秩序观的周边民族精神结构。我们应注意克服中国帝国体系遗产带来的等级意识 ,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构筑两国独自的双边关系。     

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经验

东亚发生的巨变对国际社会科学提出新的挑战，东亚人尤其需要对东亚进行再认识。在糸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日本型”、“韩国型”、“中国型”三种基本模式；对日本前期现代化“成功”应持两点论；战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既有时代机遇的原因，又有其内在原因；东亚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国家的新功能；传统儒家思想对东亚现代化的贡献主要在于：儒家“行仁政”的思想转换为一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转换为推动家庭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儒家重视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     

评《中国流人史》

流人，是中国历史上对流放者的称谓。翻开人类文明史，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即古今中外许多名人都曾是流放者队伍中的一员：拿破仑一世、列宁等；中国历史上的屈原、李白、柳宗元、苏轼、王守仁、林则徐等人都曾是“流人”。因此．对中国流人史的研究与探索无疑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遗憾的是，在史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各种门类、学科的通史可谓汗牛充栋，却无一部中国流人史，不能不说是史学界的缺陷．李兴盛先生所著《中国流人史》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而使我们免去了一大缺憾，我们为这一补白性的…     

经济发展一再大起大落探源

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剧烈的震荡中艰难地前行的。除政治动荡的冲击外,经济运行本身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大起大落,也一次又一次使国民经济陷入危机之中。每次危机后的教训总结,都给人以深刻印象,甚至使人产生一种信念:这样大的危机不会再出现了,“瞎折腾”已成为历史。而事实却使人再度失望。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一次次花那样沉重的“学费”,却依然驾驭不了经济发展,仍然不能从“必然”走向“自由”呢? 根源就在于指导思想上患了急于求成的顽症。我国近代的落后、贫弱,使一代代中国人渴望经济的振兴、民族的强大。新中国的建立,     

大道直行 勇于担当——关于宁夏社会科学院院训的思考

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展现着伟大的精神。一个前进的时代，总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个发展的民族，总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意志。这种精神，具有维系覆盖范围内群体的团结、稳定和发展的社会整合功能、明确的价值取向、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单位，概莫能外。耳熟能详的汉唐精神、五四精神、雷锋精神、航天精神，无一不诠释着、闪耀着特定时代的精神光芒，团结、激励、指引着当时的人们去实现他们的“中国梦”。习总书记指出，“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他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     

百年中国文学的朝鲜叙事(英文)

东亚睦邻关系源远流长，近百年来却遭到严峻的挑战。在民族国家的多事之秋，中国文学和中华民族一道承担苦难，思考出路，在关注自己启蒙、救亡、独市和振兴的同时，也关注对自己的命运发生过深刻影响的国际力量，对朝鲜半岛民族国家的关注和认知具有特殊的文化情感和命运体悟。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对朝鲜的认知经历了四个阶段：以朝鲜的亡国为鉴镜，反省危机四伏的中国现状；引朝鲜人民为共同抗敌、休戚与芡的战友；在南北朝鲜分裂的局面下，引北方为战友使南方处于缺席状态；在“华风”与“韩流”的互动中，把文学对韩国的认知推向穿透历史、牵连血性的深度。     

浅析在日朝鲜人的民族认同危机——兼论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

在日朝鲜人与中国朝鲜族同样是朝鲜民族的后裔，与中国朝鲜族协调统一的多重认同有所不同的是，在日朝鲜人的民族认同没有得到清晰的整理。要么是“日本人”，要么是“外国人”，使在日朝鲜人在处理国籍与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处于两难困境：加之朝鲜半岛的分裂使在日朝鲜人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三八线”，更造成了他们选择国籍、归属于哪一方的心理混乱和痛苦，以至于内部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国家观、民族观以及归属的多元化，他们对朝鲜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日益淡薄。     

光源氏——世界文学"多余人"形象的雏形

文学现象是社会现象的反映。规律性的社会现象的出现虽然会因国家、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迟早之分,但它不会违背规律形成空白。因此,从世界范畴看,19世纪俄罗斯贵族文学时期以奥涅金为代表的“多余人”群体形象的出现并非一个偶然的文学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立足于“多余人”形象的一般特征和基本性质,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多余人”形象绝非俄罗斯文学的专利,早在11世纪的东亚文坛就已浮现出了一位颇具“多余人”特质的早期文学形象———光源氏。     

存其异迹 赏其奇文──周族史诗《大雅·生民》论析

我们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族史诗?这是学术界久有争论并且仍在继续探讨的问题。尽管持肯定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但至今仍未能形成定论。具有代表性的否定见解是黑格尔的论断,他在《美学》中曾说:“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起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没有产生民族史诗的原因有二,一是对民族历史的“观照方式”是散文性的而非韵文性的;二是“宗教观点”不适宜于艺术表现。因其论…     

中国还有英雄吗?

中国曾经是个英雄层出不穷的国家。 中华民族曾经是高扬英雄主义旗帜的民族。 翻开中国的“英雄史诗”,我们可以看到长长的一串英名 刘胡兰、江雪琴、董存瑞、黄继光、王杰、罗盘教、欧阳海…… 宁死不屈、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舍己救人。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正义精神,谱写出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然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英雄史诗被淡忘了,中国的英雄主义精神失传了,中国的英雄也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于接受这样的故事:一个歹徒拦路抢劫,数十人观看无一人见义勇为;一个妇女被歹徒施暴,数百人围观无一人挺身而出。 于是,“老鼠过街”开始有了“时代特色”。这就是“五十年代,人人喊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苏联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理论关键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在苏联文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也是苏联世界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吉洪诺夫作了《现代世界进步文学的报告》，他以“世界进步文学”为核心观念描画了一幅世界文学地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于“进步”的政治性成为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1957年4月，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举行的“关于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从文学内部发掘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性”因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性”在于“民族普遍性”与“理想超越性”的统一，它立足于各民族共同的传统，同时又超越各民族局限，强调一种对世界性理想存在的表达。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为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国世界文学理论的构建，应该尝试建构一种新的不同的对“文学”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     

"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东亚新秩序"

1938年12月,日本侵华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近卫内阁决定设立“兴亚院”,作为决定和实施对中国占领区政策的总机关。本文主要运用日方的档案资料,考察了“兴亚院”的设置与正式成立过程,分析了该院的组织结构与性质,并简述了“兴亚院”成立初期在处理“中国事变”上取得的“业绩”,特别是成功诱降汪精卫集团。因此,可以说“兴亚院”是地道的“灭亚院”,它的存在,验证了战时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本质,并为我们今天认识日本侵华历史提供了又一个“物证”。     

“东亚经济的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东亚经济的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８月７日～１０日，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东亚经济的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国学者约２０人，日本学者８人，韩国学者５人。...     

高建群封笔小说《统万城》书写的中国历史大舞台

高建群封笔小说《统万城》以沙漠中筑造的“童话之城”为起点，再现匈奴这一“消失”民族的时空场景，再现了他们在欧亚大陆草原爆发出的最后一声雄浑呐喊。小说立体书写男性和女性，复活了十六国时期“悲剧中的悲剧”。从文学地理角度来看该小说可以得到启示，中国历史不仅是农耕民族书写的“我者”历史，也不仅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长城内外皆是故乡，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塑造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东亚文化与文化东亚

本文提出“文化东亚”的概念，作为研究东亚文化的重要理论前提。作者认为，起源于中国大陆上两种原生文化形态之间的互补与互动，拓展、演进为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及面临现代化挑战中的矛盾转折和推陈出新，这三个层面以观照揭示了“文化东亚”的基本涵义；而通过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演化规律，当有助于把握它的现实处境与发展趋势，并瞻望其辉煌的未来。     

尼赫鲁的发展战略和拉.甘地的新经济政策

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告政治独立,从此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繁重任务。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说:“我们常谈独立,而没有经济的独立,就不能长久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生产,增加我们的财富并通过经济计划使千百万人,特别是普通群众分享其乐。”②怎样增加财富并使千百万人“分享其乐”呢?以莫汉达斯·甘地为首的一派认为在一个贫困落后而又劳力过剩的国家不能实行机械化,而应建立一个“理想”的村社社会,把人们的生     

走向统一的东亚秩序?

东亚历史上曾先后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华夷秩序以及以日本、美国为核 心的霸权秩序,在以国家主权为国际关系核心机制的当代。这些反映不平等国家间关系的秩序 无法复制到当今东亚,东亚的现实也决定了不存在孕育这些秩序的土壤。同时,20世纪80年代 以来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种趋势极大程度的影响了当今东亚秩序的建构,然而一个统 一的东亚秩序的建构又受到该地区复杂的大国关系的制约,东亚秩序将摇摆于“东亚”与“亚 太”之间。     

论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一、民族的概念“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以各自特点相区别的人们共同体。”“民族”一词在我国只是近代才开始普遍使用,虽然“民”和“族”分别使用很早就有了,但没有组成“民族”一词,也没有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涵义。民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民族形成以前,“人类历史已经历了几百万年,而民族形成的历史不过万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①民族形成是人们共同体的形式之一。在民族形成以前,人类已有了不同的共同体,如种族共同体、语族共同体。从人类学方面划分区别人的体质特征为种…     

从俗语“郎才女貌”看男性文化的实质

从俗语“郎才女貌”看男性文化的实质谭学纯民间俗语“郎才女貌”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婚嫁观，作为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文化心态的符号形式，“郎才女貌”折射出人们的择偶心理、价值观和审美理想。把“才”和“貌”视为男女结合的理想前提，在中国人的择偶标准中，具有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