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1932-1933年"大饥荒"始末新探

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实施两年后,苏联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大饥荒"."大饥荒"是联共(布)中央超负荷粮食收购政策的直接后果,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大饥荒"造成几百万农业人口死亡,导致农业严重衰退,斯大林本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大饥荒"并非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俄罗斯最新解密档案资料揭示了苏联1932-1933年"大饥荒"产生的背景、机制以及后果.     

明代荒政简论

所谓荒政,即指救荒政策。它是政府对自然威胁(包括水旱蝗等自然灾害)所采取的一套预防。治理和补救的政策行为。对于救荒史的研究,解放以来。史学界没有给予重视。事实上,研究灾荒史,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农民战争史,经济史、社会史确实有着一定的意义。因为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天灾往往是人祸的前奏,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幕后操纵者。本文就明代的荒政问题作些探讨,冀在引起史学界同仁的注意,把灾荒社会病态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动荡与饥荒：极端气候事件与区域社会应对——1929年陕西“大年馑”的个案考察

饥荒是困扰中国两千年农业社会的最大毒瘤。中国历来是灾荒多发区，国外学者著书就有直接称中国为“饥荒之国”（Mallory1926）。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灾荒几乎年年可见，大到与王朝命运相始终，小到地区流民与动荡的爆发，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方面。而饥荒往往又与气候相联系，多数为气候事件作用的结果，因此，气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另一方面，     

"抗建"声中的国民政府荒政考析——以贵州为例

抗战时期的贵州是一个"天灾"与"人祸"交相横行的省区.由于不利的自然、政治环境和当时农民自身素质的低下等不良社会条件,其"天灾"呈现出年年有灾、规模浩大、灾类齐全、灾荒程度严重等的特点.抗战时期的贵州国民政府采取了适当减免灾民负担,加强对粮食的全方位管理,贷款帮助恢复生产,重视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禁种罂粟、推广防旱作物以及努力抗击蝗虫灾等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虽有创新之处,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由于国民政府的阶级立场所限,成效甚微.     

20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之三) 工业化文明与人类的甘苦

２０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获得极大进步的世纪,是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物质财富范围更广程度更烈的世纪。然而,当人类享受着工业化所带来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人类也培育了引起种种灾难的根源,而且人类正在品尝着这些灾难的苦果。 一、工业化社会的文化特征 （一）物质进步──２０世纪工业化的时代标志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物质进步成为２０世纪的标志。尽管天灾、人祸、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以及其他各种暂时倒退现象是历史常态,但在本世纪即使是相对落后的国家,每一代人的生活水平还是能够超过他们的前辈。 ２０世纪工业文明显示出四种趋势：…     

天文·天气·天灾--重新认识源头文化中的系统认识论

面对必然的自然灾害,为何不能必然预知?是形下技术手段落后还是形上思维方式有悖于自然规律?"言天文不言气象,言气象不言天文",这是天文、气象两界所信奉的准则.这与西医"头痛说头,脚痛说脚"一样,均在概念思维的范围之内.概念思维在天文与气象之间筑起了厚厚的围墙,使两个学科"老死不相往来".中华元典告诉后人,天与地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大系统.天文变化决定着地球上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决定着或风或雨的天气变化,决定着小蚯蚓的冬眠与苏醒.以天地人合一的系统认识论为基础,中华先贤创建了以天文论天气的天文气象学.从<尚书><诗经><左传><孙子兵法>中可以看出,当其时不管是圣贤还是普通人乃至妇幼都能够做出天气预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识了天文与天气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说天文与天气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那么地震、海啸、洪水、酷热、严寒这些自然灾害仅仅是由地球本身因素所引起的吗?以天文论天气,这是中华先贤已有的贡献.在先贤的基础上,能不能以天文论天灾呢?有某种天文,就有某种天气,这是已有的结论.那么,有某种天文,有没有相应的某种天灾呢?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一应该延续祖先留下的系统认识论,二应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定量求证手段,争取在天灾预报领域内做出新的贡献.     

简论反腐败

一 腐败(这里指的是权力腐败)这种现象,从私有财产产生,社会公共权力开始被利用来聚敛,扩大私有财产时就出现了。在剥削制度下,权力腐败现象存在着,并不断给社会带来体制和结构性的危机,但只要原制度还有生存的条件,腐败现象就动摇不了剥削制度的基础。如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下的腐败,有时可以引起社会动荡,农民武装起义,但只要不具备新生产力和先进阶级的条件,社会动荡和农民起义都只惩治哪些搞腐败和实施残酷剥削的人,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却不能惩治腐败的制度,更不能根本变革这个制度,反而为封建统治集团的更替和封建制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对于唐代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始终绕不过对于"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对于唐代儒学发展的研究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对唐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对思想领域造成的动荡也是空前的。随着战乱之后社会的动荡、人心的不安,儒家思想急需对自身的理论进行重建以期适应时代的需求。本文即是在详细考察史料的基础上,对"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进行层递的分析,由此对唐代后期出现的儒学复兴运动之原因进行详实的考察。     

官绅互动与地方救灾:明代潮州的自然灾害应对

明代潮州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同时,盗匪的盛行和自然灾害的肆虐也日益加剧,严重干扰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由于受到"小冰期"的影响,潮州社会中后期有两次气候变冷的时期,气候变冷使得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显著增加,其中尤以水灾、旱灾和风灾为多,并且危害也日益严重。面对各种自然灾害肆虐,当地社会阶层积极应对。在救灾过程中,潮州的各级官员与地方士绅大多采取积极合作的方式,共同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乱世中的学者使命:民国知识分子乡村实践的现实启示

越是社会激荡的时代,越是需要知识分子勇于担当、行使其学者的使命的时代。经邦济世的学者使命在民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天灾肆虐、人祸横行,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面前,具有不同社会背景却具有同样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从自身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出发,试图从教育救国的角度引领中国社会走上复兴之路。他们或著书立说,研讨乡村问题和乡村发展方向;或组建团队和研究机构,扩大乡村教育思想的社会影响;或躬身乡间并建设实验区,塑造着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教育典范。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民为邦本思想、家国天下情怀、求真务实精神对于当今学者的治学之道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