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却性立法问题研究——欧盟经验及其启示

美国通过次级制裁扩张域外管辖权的范围,以切断第三方与"被制裁"国家的正常经贸活动。阻却性立法因其旨在限制美国域外管辖的效力,逐渐被欧盟为代表的第三方所采纳。尽管实践中存在争议,仍被作为反制美国次级制裁的有效方式。在加快我国法的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背景下,为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应考虑以国际礼让说、国家主权强制理论作为法理基石,同时借鉴欧盟经验,推动我国阻却性立法的制定。     

论域外数据执法管辖权的单方扩张

当前,数据基于网络媒介的跨境流动与存储成为常态,这造成了数据来源地与储存地的割裂、数据控制者与所有者的分离、以及数据管辖权与治理权的模糊。考虑到数据之于国家安全与公民隐私的重要价值,面对上述困境,部分国家或区域间组织以立法为背书,针对域外数据加以了扩张性的执法管辖权行使。这其中以美国与欧盟的模式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前者立足于刑事执法管辖权的域外行使,强调对于域外数据的获取由"数据储存地"向"数据控制者"的转变;后者侧重于行政机构的域外直接执法,包括行政处罚、强制等,以实现对域外数据相关主体的直接管控。为应对、监测、防御与处置境外数据风险与威胁,架构执法管辖权域外行使的"中国模式"应是我国下一阶段数据立法的重点所在,并且这一模式的构建应当在兼顾管辖扩张与网络主权的基础之上,以数据本土化为防御措施,以数据控制者管辖为战略对冲,进而实现国家对数据的最高控制权。     

论《谢尔曼法》域外用制度及其启示——以美国20世纪70年代成型期案例考察为基础

中国法学界对于美国<谢尔曼法>域外适用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研究框架及模式也较为统一,所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域外适用的理论界定、 "效果"的认定标准等问题,这与美国学者视野下的<谢尔曼法>域外适用问题的观察重点不尽相同.在<谢尔曼法>域外适用制度成型期阶段,美国法院通过判例明确了"效果"与"礼让"的适用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礼让"原则在域外适用制度中具有关键考察作用的观点.中国应当充分重视"礼让"原则在<谢尔曼法>域外适用中的意义,抓住<反垄断法>刚刚实施的契机,从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等层面探求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应对战略.     

全球犯罪协同治理下我国洗钱罪立法的基本立场

我国洗钱罪的设立与修正在一定意义上是国际社会不断影响我国刑事立法的过程。国际公约为各国洗钱罪的设立提供了基本的立法标准,国际反洗钱组织FATF创制的以经济制裁为后盾的"自评、互评机制"则为约束各国落实立法标准提供了有力保障。面对来自公约与国际组织的双重制约,对我国洗钱罪立法进程中各项问题的认识与处理均不可脱离认识层面的一大前提——实现犯罪所得跨境追缴之国际司法合作,以及立法层面的两大核心——"全球反洗钱标准"与"国内立法及修法空间"。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的酷刑政策及其影响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授权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对在海外抓获并拘留的恐怖活动嫌疑人采用严酷的审讯手段。允许虐待是美国政府实施酷刑政策的主要策略。剥夺那些被拘留者的正当程序保护,既背离了美国的法治传统,也违反了人权条约。禁止酷刑不仅是条约规则,而且已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乃至强行法。美国政府负有域外适用人权条约不可克减条款的义务。美国政府酷刑政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9.11事件"的恐怖效应、美国宪法对总统战争权缺乏明确的限制以及美国国内抵制国际人权的各种思潮。酷刑政策的影响将长期持续。     

论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管辖豁免规则

个人刑事责任的管辖豁免是国际法的一个古老原则，也是争论比较激烈的一个现实问题。根据这一原则。个人代表国家实施的行为不受国际和外国法院的司法管辖。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和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国际法越来越强调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任何人犯有国际罪行都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传统国际法中的管辖豁免原则从而发生了新的改变。     

美国长臂管辖的实质及中国因应探赜

"长臂管辖"作为全球化,特别是经济金融化背景下的产物,已成为美国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美国依据"最低限度联系""效果"两个基本原则为长臂管辖披上了"合法化"外衣,使之成为对别国发起贸易战的有力武器.自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利益,借助长臂管辖对中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制裁.为回应美国长臂管辖对我国...     

论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

在国际反垄断领域 ,由于形成国际反垄断统一法的困难 ,各国都借助于反垄断　　法的域外适用 ,但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也存在不少的不足。根据这种国际反垄断法的现状 ,提出我国应采取的相应对     

试论法律的域外效力

试论法律的域外效力唐烈英法律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发生法律效力，称为法律的空间效力。法律的空间效力是指一国法律在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内的全部领域生效。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法律在管辖范围外生效。随着各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以及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相互渗透...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二元观与我国立法的完善——以“效果原则”为限

关于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传统解读是一种一元观认识模式,其特点是强调国内法适用范围的扩张,这种认知有失偏颇。以二元观模式来理解反垄断法域外适用更能契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实之需,即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并非仅强调适用范围的扩张,限制扩张也是其本意所在。美国与德国的反垄断法域外适用有力地诠释了这种二元观,只不过路径不同。对照这种新的解读模式,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规定太过模糊,不能适应实践需要,有必要兼取美德两国经验之长,进一步明确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标准,以体现二元观之下的自我限制。     

美国网络案件的司法管辖

计算机网络所构筑的跨地域界限的虚拟空间，动摇了传统地域管辖权的基础，使得法院对网络案件的管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网络联系是否构成法院管辖权的基础?美国“长臂管辖权”在网络案件管辖中的扩张，虽然从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并为网络案件的管辖权确定了初步的规则和标准，但是却对别国的司法管辖构成侵害。因此，在网络案件中如何适用司法管辖仍然是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跨境数据流动中的管辖权冲突及其协调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了实现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国家利益,各国借助数据立法单方扩张本国的域外管辖范围,因此司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的行使面临与他国管辖权冲突的危险。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与领土连接的弱化,冲击了传统管辖权理论在数据领域的直接适用。据此,可以依据国家管辖权的具体权能,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角度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进行讨论。首先,数据立法模式上,数据全球化与数据本地化的分歧暗含着管辖权全面积极冲突的危险;其次,数据域外法权制约共识的松动与国家数据管辖能力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国际礼让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数据管辖权冲突协调上的局限性;最后,在数据跨境执法问题上,数据流动导致的域内与域外界分困难造成了公约机制的适用困境,各国执法管辖权开始突破传统的域外行使规则,数据执法管辖权出现“长臂化”倾向。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学说以及国际实践,但这部分内容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问题,并未进行全然回应或提出具体协调路径。因此,还需要充分顾及跨境数据流动本身的特性以进行调整,限制数据域外立法范围,并据此在坚持属地最高原则的基础上重塑数据属地管辖规则,同时推动各国积极构建跨境数据调取机...     

南海争端研究概览

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已然形成"六国七方"参与,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干涉的严峻局面,南海问题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分别从历史学、国际法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著述。对最近几年国内外南海问题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综述,以期促进南海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马尼拉大屠杀”审判中指挥官责任的认定——基于山下奉文案与丰田副武案的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便在菲律宾马尼拉城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前日本陆军第十四方面军司令长官山下奉文,开创了在国际刑法上追究指挥官责任的司法先例。然而这一审判的结果广受争议。其中"马尼拉大屠杀"是导致山下奉文绞刑判决的重要罪行之一。三年后,东京丸之内法庭起诉前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应对"马尼拉大屠杀"承担指挥官责任。对同一战争罪行,马尼拉法庭和丸之内法庭分别试图归责于日本陆军和海军,凸显了"马尼拉大屠杀"指挥官责任认定的复杂性。比较研究这两个法庭对"马尼拉大屠杀"的审判,可见丸之内法庭否定了马尼拉法庭在指挥官责任认定上的宽泛标准,采取了更符合后世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发展趋势的认定标准,最终导致被告丰田副武的无罪判决。可以说,这两个法庭极端的判决结果背后是对于指挥官责任认定的不同标准,而国际关系的变化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更为深层的原因。丸之内法庭的判决集中体现了战后国际司法实践中的美国霸权主义。     

相对获益:冷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目标重心

冷战结束后,在制裁成本有所上升,制裁功效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如此频繁地实施对外经济制裁?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在区分相对获益和绝对获益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对外经济制裁获益过程的博弈分析和实证说明,最后得出获取相对收益是冷战后美国频繁地实施经济制裁的根本动因的结论。     

统一大市场维护、长臂数字管辖与国际数字垄断治理

长臂数字管辖阻断和国际数字垄断治理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排除外部干扰的重要举措，可以从数字政治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和设计阻断方法和治理对策。大数据及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提供了更多政治借口和数字工具，对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风险和危害也最显著。能够从域外法律管辖权对冲角度构建法律阻断体系，从全球产业链完整性、供应链安全性、价值链增值性和创新链迭代性角度布局产业对冲体系，从市场对冲和货币对冲角度构建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从伙伴国家合作与对冲角度构建国际统一战线，阻断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行为。中国作为新兴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大国，不仅是反对数字殖民主义、数字帝国主义及数字霸权的社会主义新兴大国，而且为数字政治学、数字经济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贡献了中国思想、中国理论和中国智慧。     

刍议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分为属人管辖、属时管辖、属地管辖和属物管辖四方面。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是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但国家主权先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中国海外投资与美国FCPA的域外适用

近年来美国FCPA的案子越来越多,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产生了一定影响。美国司法部扩大FCPA域外适用的范围,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许多跨国企业也受到追究。FCPA作为公法,其域外适用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认可。但是美国以其强势的背景任意强化FCPA域外适用,不但有凌驾于他国主权之上的嫌疑,而且还有遏制中国的政治意图。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一方面需要洁身自好,努力净化国际商业环境,另一方面还要对美国FCPA的不当适用有所防范,采取适当应对措施。     

理解中国软实力的三个维度：文化外交、多边外交、对外援助政策

“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通过自身吸引力，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威胁或经济制裁．以实现自身发展的非物质力量。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就已经发现，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已经使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国际制度等无形的力量变得越来越重要。     

知识产权侵权物品“销毁”制度反思

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中,"销毁"是行政机关实施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被"销毁"的对象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侵权物品或专门用于生产侵权物品的工具设备。在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销毁"是作为私权内容得以规定的,其目的是让侵害行为实施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责任。我国知识产权法应当正确理解TRIPS协议并借鉴域外相关立法,作出如下规定:第一,知识产权人及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条件下享有提出"销毁"侵权物品或专门用于生产侵权物品的工具设备的请求权,并享有请求法院在一定条件下将上述物品交付给自己的权利;第二,相对于国家,知识产权人及利害关系人对特定侵权物品或专门用于生产侵权物品的工具设备在一定条件下享有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