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士人的归隐意识

“仕与隐”观念的冲突,是传统士人心态中的一个矛盾。但在历史上隐逸难以成为主流。元代士人在人生观念上有很大变异,蔑视功名,否定仕途,表现出对传统的背离。这种变异,产生于元代异常的社会环境。虽然它还不具备否定封建社会的高度,但表现出自我的觉醒。元人归隐意识的内核为自保及自尊需求,尽管表现得夸张直露,但从其本质论,并未超出历代归隐意识的藩篱。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东汉私学论析

东汉虽然是重建汉王朝，但与西汉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私学的繁盛即是一例。从文化地理学视角看，私学教师主要来自陈留、南阳、北海、扶风、琅琊、汝南、颍川、广汉、京兆、蜀郡和沛郡等郡国，教授地点则分布在河南、陈留、颍川、弘农、汝南、南阳、京兆、广汉、扶风和琅琊等郡国，这些郡国所在的河洛、关中、巴蜀和齐地等区域可谓东汉私学的核心区。在各区域内部郡国之间私学的发展也不平衡，有核心与边缘之分。不同尺度私学核心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习惯上所谓东汉文化发达区可能是私学的边缘区，而文化边缘区也有私学的核心。对不同文化因素空间分布的研究会细化对汉代文化中心的认识，文化中心区并不意味着是所有文化组成因素的中心，文化边缘区也可能是某种文化因素的中心。     

论郑玄与两汉经学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至东汉中后期,是经学发展的昌盛期,而到东汉末年,经学就进入了中衰时代。郑玄对两汉传统的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研究,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论魏晋经学与诗学话语方式的关系

魏晋以降,随着文学的自觉,经学与文学分野。然而,文章渊源于五经,仍然是时代普遍的文学观念。因此,经学诗性思维的审美特质也影响了魏晋诗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的话语方式。依经取义的内容表达,讽颂美刺的功能表达,引类譬喻的艺术表达,是魏晋诗学最基本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直接渊源于《诗》学,然又汲取了《易》学的"象意"说,融合了汉代《楚辞》学。这说明魏晋的思想解放与文学自觉都是相对的,而接受传统、整合提升则是主流。过去的思想史、文学史似乎都把魏晋的思想解放、文学自觉强调过了头,反而部分地遮蔽了历史真实。     

从刘秀封禅看谶纬在东汉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

谶纬是中国古代谶书和纬书的合称，为秦汉时期的一种学说。两汉时期，谶纬学说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谶纬学说对东汉社会政治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刘秀泰山封禅可见一斑。东汉后期，谶纬学说趋于没落。     

试论马融的经学贡献

马融的经学著述十分丰富,范围也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的"五经".马融经学的立足点是古文经学,他在为经书作注时,多采用古文本,重视重文字训诂、名物的训释.马融也熟悉礼制,并以礼解经.然而马融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他在以古学为宗的同时,对今文也有所汲取和采纳.马融经学对东汉乃至东汉以后的经学家注经风格都产生了影响.并对汉晋之间学术风气的转变起到了先导作用.     

东汉京都大赋论略

大赋发展至东汉时期,在题材上发生显著变化,出现大量以都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赋作,即"京都大赋"。在班固《两都》、张衡《二京》等力作的倡导下,京都大赋蔚为兴盛,代表了东汉文学的最高成就。     

经学传统下的《左传》学研究

《左传》是中国最早且又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著作。《左传》于战国时期一经写定,即在三晋一带流传。汉唐学者对《左传》的训诂与疏解、宋代学者对《左传》怀疑批判与解释方法的创新、元明时期《左传》研究的迟滞与徘徊不前、清代前期学术界对《左传》集大成的整理研究、晚清时期《左传》研究中义理之学重新崛起,呈现出经学传统下《左传》学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历史时期,《左传》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或干扰,但《左传》的学术价值在不断的学术探讨中被重新发现并日渐受到重视,《左传》研究水平在学术批判继承中不断提高。     

东汉末年的宗室刺史、州牧

东汉末年的宗室刺史、州牧是割据势力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其任命方式先后经历了皇帝亲自任命、权臣控制皇帝任命、割据势力相互尊称和自称等,这个过程正是汉末刘氏皇权逐渐衰退的缩影。在与其他主要割据势力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宗室刺史、州牧于其割据地而言有着很强的"客居性",这使其既要借助割据地内的地方豪族力量补充自身不足,又要抑制他们的发展。作为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割据势力,刘焉和刘表先后僭越,但追求帝位之路终因个人因素和时代限制而夭折。     

董仲舒的认识论和经学解释学

本文认为，董仲舒的认识论有一个从认识外在事物转向认识圣人所制“名号”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是把认识论从属于政治学，强调以“名分”治国。董仲舒的很多政治、伦理思想渊源于先秦儒学，但他在解释先秦儒家典籍时并不拘泥于书本，而是通过自己的解释方法去发掘原典中的“微言大义”，实现了传统思想的适时转化。     

后汉“党锢之祸”起因新探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党锢之祸”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一是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二是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三是党人“错误”的政治理念。     

屈原情结的汉代嬗变

作为一种普遍而深刻的心理留存,屈原情结对汉代文人的人格与创作的影响不容忽视.它萌生于商周之际,型塑于屈原,嬗变于两汉.从外放到内敛,从对抗到顺应是其嬗变的总趋势,而逃避、执著、超越则是其分化出的三种心理流向.     

唐代文人与隐士交游的动因

隐逸风尚的盛行 ,使唐代文人与隐士的交游十分密切 ,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唐诗中得到集中的反映。这一现象的产生 ,主要是基于对隐士学识修养的敬服、道德人格的敬慕、恬逸生活情趣的企羡     

论汉赋作家群体的生成

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帝王好辞赋,催生了作家群体;帝王、宗室参加辞赋创作,推动了作家群的形成。汉初辞赋作家群首先在吴王濞、梁孝王、淮南王刘安三位诸侯王那里生成;后来又在宫廷生成,汉武帝、汉宣帝时产生了言语侍从赋家群体,汉灵帝时设置了鸿都门学,聚集了大量的汉赋作家并产生了大量的汉赋作品。     

汉末士人择主心态试析

择主而仕成为汉末多数士人的心态.汉末政治形势的变化、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等因素是汉末士人择主心态出现的背景.士人的择主心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一为躲避祸害.士人择主而仕的心态对士人本身和君主以及汉末三国的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     

儒学与西汉世风

西汉开放气象所呈现出的逐利、奢靡之风在于政治经济之需与习俗固有的延续性、排斥性所致,受到冲击的儒学使其在理论体系和内容上汲取糅合诸派之言与民间风俗,拓展经义阐释的理论空间和社会信纳的实践层面,由此推动理性的开放气象走向极盛。     

魏晋"文学自觉"的先声——蔡邕与东汉文坛的奇人奇书

蔡邕作为东汉末文坛的领袖,积极推荐奖掖文人奇才,代表了新的文坛风尚。蔡邕对王粲的赏识,显示出和传统腐儒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胸襟目光,他所赠给王粲的图书,成为沾溉魏晋玄学重要人物王弼的精神营养。蔡邕对同时代文人高彪的箴体作品大加赞扬,其原因在于这篇作品不是随声附和,而是具有独立的品格,是作者个性的投射。蔡邕对东汉中期文人王延寿、王充、赵晔的作品和著作非常欣赏,持认同态度,是因为他们反映的是尚奇求异的文学思潮,体现出文学变革的特征,是魏晋文学的先声。     

汉代情诗浅探

汉代情诗在继承《诗》、《骚》传统的同时 ,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质 :一是乐观的心态 ,完美的感情 ;二是坦露的表达 ,热烈的追求 ;三是纯洁的心灵 ,刚烈的性情 ;四是对夫妻之情的倾诉 ,对家庭幸福的歌颂     

东汉壁画车马出行图相关研究

从东汉时期墓室壁画、画像砖、画像石中表现的车马出行图图像为题材,结合东汉和目前出土的车马出行图进行"图像学"学习和研究。以车马出行图的图像为主线,并结合东汉社会历史文献资料展开深入地论述,进一步研究东汉社会在现实生活的场景,在东汉审美文化中的大美术领域展开讨论。     

论汉代的大一统观与汉赋包揽宇宙的快意

大一统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汉赋作家的审美追求。汉赋在审美取向上追求大、奇、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家使用了虚构、想象、夸张、铺陈等手法。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大、奇、丽,则不能不承认它给读者带来的感官愉悦。这些美学追求与帝王的一尊和大一统的文化精神密切相关。这种“天人合一”观,直接影响了我国传统不同的写作理想追求,从理论上为传统写作的艺术相通铺平了道路。他们极力捕捉和表现现实中的重大物质对象,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向人们展示更为宏大的、没有限制的想象世界,而这种审美取向追求以及方法的运用,都与大一统观念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