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伦理与西方中心论——发展伦理学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西方身份并不是西方中心论的必然条件,但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仍是西方中心论的."神圣古希腊"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作为一种自我中心论、种族中心论,作为西方历史、精神和逻辑优势论的统一,西方中心论是对东西方关系、西方文化自信的扭曲反映.没有对西方中心论、种族中心论的超越,也就没有发展伦理学的真正合理化.对"发展"本身、"伦理"本质及"学科"建构方法进行深层反思,是发展伦理学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重要知识基础.确立全球视野、推进感性交往、加快自身发展,是应对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实践路径.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过程中,也要避免走向东方中心论或其他类型的自我中心论、种族中心论.     

“中国模式”论的外国陷阱

由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鼓吹的"中国模式"论,与同时散播的"中国威胁"论一样,分别具有捧杀和骂杀的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模式"日渐显露的内在弊端,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消费和捧杀,正在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醒觉。只有改革与改变"中国模式",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政治增进民主、社会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     

“中国学”的本土化

"中国学"本土化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第一,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主义"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风气."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它将近代英国走过的经济变迁道路视为普适性的经验,因此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定位在寻找这种"普遍道路"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或者拷问它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上.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大量使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的逻辑、观点解释中国与世界.学术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导致我们在观察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中处于"双重失语危机".     

中国政治社会学:学科传统、确立和发展困局

东西方自有不同特征的学术和学科形态,如果只是简单地坚持学科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则必然不能深入了解中国学术发展和学科演变之真相。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学术传统中以阐释和研究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经学构成中国政治社会学的早期形态。随着"西学"的输入,后经中国学者长期的本土化努力,政治社会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为显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直面艰难的学术环境和条件,不断推进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渐确立了学科地位,但在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的深度和持续性等方面面临着发展的困局,中国政治社会学仍处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阶段。     

政治马克思主义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从艾伦·梅克森斯·伍德的视角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她认为"欧洲中心论"产生于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商业化模式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反而成为"欧洲中心论"的理论依据;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扩大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而且为反"欧洲中心论"留下了陷阱。要超越"欧洲中心论"就要揭示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帝国主义的实质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伍德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有利于加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发展观。     

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

基于三重维度的对"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以及对世界历史研究和资本主义批判的不断深入和拓展,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在彻底摆脱"东方社会停滞"等"西方中心论"词语表述影响的同时,把其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由西欧推及世界,彻底超越了"欧洲独特"说,最终完成了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并据此为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指出了一条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但又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科学的社会形态理论,丰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底蕴。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经验能否概括为一种"中国模式",是一个国际热点问题和前沿课题,以往研究总的来看没有充分从政治领导的动因上进行深入分析.尽管促使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很多,但我国现代化经验概括地说是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的关键性因素是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了国家对干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不同于西方的世俗一自由主义模式."中国模式"成功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体系,渐进主义改革策略,经济发展优先策略与政治稳定优先策略的有机结合以及务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等等.     

中国现代化观念世纪之争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对邓小平理论形成背景的一种理解

本文力图证明,邓小平理论实质上是对中国现代化诸多观念世纪争论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与总结."西方现代化理论"固有轻视中国国情的"西方中心论"缺陷;"苏联模式"包含着遮蔽本国发展实际的空想成份;"儒家资本主义"有夸大传统文化的现代功能的"文化决定论"倾向;而"民主社会主义"是"可爱而不可行"的"第三条道路".邓小平理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终于摆脱了以往各种现代性"权力话语"或"理想模式"的抽象化示范与误导,从而回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地平之上.     

中西比较视野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民主”的缺失

中国的改革已然进入深水区,即面临着如何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中国其核心便是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有诸多人用西方民主政治普适化来期许中国的政治改革。通过对历史上中西方民主政治形成路径的历史对比,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民主"的缺失,认为由于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众政治素养等条件的限制,中国的民主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实施,并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后殖民主义对中国史学的启示刍议

后殖民主义继文化形态学派和后现代主义之后对"西欧中心论"学说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清算。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后殖民主义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史学有特殊的意义和启示。中国史学应摒除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从中国内部寻求中国史的基本线索,并以世界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     

“专制主义”概念的“现代性转型”

近年来,对"专制主义"(despotism)这一政治、历史概念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目前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分析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之上,"专制主义"概念本身在西方思想源流中的转变、特别是它在近代的关键转型却甚少被论及。本文即以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为重点,试图描述和分析这一转型。在这一近代转型中,专制主义不仅超越了东西方之分,而且获得了普遍的政治分析上的意义,成为理解和观察现代政治的关键概念工具之一。     

为什么Mr.Science中文叫“科学”

中国"科学"一词是来源于日本。20世纪以来,西方和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华帝国在西方影响之前未能发展出科学。这种明显的欧洲中心论框架阻碍了人们对中国科学的真正的历史性认识。本文通过对science中文译为科学一词的社会语境的探讨,来重新梳理中国的科学史及对中国科学史的认识与理解。     

生态政治化进程中的生存博弈

在西方国家首先出现的生态政治运动促使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转型,即逐渐走向生态政治模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致力于维持现存政治形态下的经济突破,虽带来经济的超常规增长,亦不知不觉陷入总想避免又无力回头的"先污染、后治理"状况.频发的生态危机与低效治理模式的"错配"引发的"合法性"危机促使了生态政治化的产生和发展.作为政治形态的系统转型,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又往往使这一进程面临诸多变数.要准确把握中国生态政治化的演化进程,就必须结合具体的生态危机案例,动态演绎其中的互动利益博弈;即选取博弈主体,定位其角色,描述其博弈策略和技术.最后,在相关结论基础上,对中国生态政治化进程进行总体性描述.     

从路线规划到制度优化：建构中国政治发展的中层理论

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一个争执不下的待解难题。当前学术界围绕中国政治发展的路线，形成了国家中心论、政党中心论、宪政中心论和协商民主论的典型模式。然而，这些模式的论争部分程度上忽略了制度遗产、社会条件、价值诉求以及外部压力等影响因素。基于中层理论的研究视角，本文提出将中国政治发展的路线设计转为过程设计，通过制度优化，机制创新和程序完善的过程建构，实现制度继承与制度发展的有机统一。     

人类中心论的“整体主义”误区

人类中心论脱离二元论模式来把握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定内涵,将其曲解为"人类整体主义"。"人类整体主义"是一种极具欺骗性的观念,从国际环境正义的角度看,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极其不利。我们应透过西方生态伦理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论述,透视西方学术话语幕后深藏着的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玄机。     

为普遍主义辩护——兼评中国文化特殊主义思潮

普遍主义是一种相信某些知识、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立场。西方学者曾经用西方中心论为普遍主义辩护,混淆了思想的内容和产生思想的社会条件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因而遭到来自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等方面的正当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所导致的特殊主义,又混淆了真理的内在标准和思想的适用范围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从哲学上分析,西方中心论和特殊主义都源于"关于本质的发生学教条"。特殊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有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民族主义国家曾把特殊主义作为对外扩张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流行民族文化特殊主义的思潮,表现为文化精英的传统主义和文化复兴运动的民众动员。而中国自古不乏华夏中心论的传统,现在则有以"回归起源"为特点的民族和文化优越感。当今学术界有一些已经习以为常、信以为真的提法,反映出各种特殊主义观点和立场。学术界不加区别地广泛使用"中国特色"的标签,隐藏着在哲学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内都放弃普适性目标和标准的危险。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本主义"(本位、本色、本土化),代表了"道统"、"学统"和"政统"合一的复古主张。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的反全球化主义,在实践上阻碍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更深层次的思想对话。反"西方话语霸权"的情绪化口号,经不起"什么话语、谁的霸权"的理性推敲。     

"专制"问题讨论中的一个理论误区——论如何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

关于"专制"问题的讨论目前已成热点,但其中存在一个理论误区,即:在梳理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源流并对其进行激烈批判时,回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这就导致了对该理论的源流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和切实合理的评价.以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事实为依据,对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源流重新审视,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是立足于人类普遍价值的观点、"世界历史"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不存在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东方专制主义"概念是依据中国政治史事实所作出的科学抽象.     

中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分析

儒家通过"天地道义"来揭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导出人的政治权利,通过"贤能政治"实现自然权利、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有机统一,所以中国传统实行"德政民主、贤能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近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源于自然权利思想,根据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恶"和自然权利平等,由此形成西方法制与民主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权利的核心是"利",西方以"利"立国,而传统中国则以义治天下.     

戏剧学研究的二度转型

新时期以来中国戏剧学研究范式发生过两度转型:一是从文革时期的政治中心论转向改革开放时代的审美中心论,"戏剧观"大讨论是这次转型的发动力,这次转型的动作很大,但成果不大;二是新旧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转型,西方后现代戏剧理论的尝试是这次转型的动力,这次转型动作不大,成果也不明显。第一次转型是内向性的,第二次转型是外向性的,两次转型中出现了多种理论,但没有一种理论得到过深入探讨与创造性研究。     

“公共精神”和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探索历程

自鸦片战争以来,向国外寻求治国良方的各界志士和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撰写大量有关时政的文章,主张近代中国建立民主制度。通过积极比照中西“公共精神”的异同,希望借助于西方民主的实践模式济东方的精神之穷,推行近代中国政治改革方案的实施。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探寻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需求,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先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