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简论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1818－1891）,出身于以经商致富的封建家庭。祖上几辈都试图通过科举道路走上仕途,但不曾如愿。曾祖父是个贡生,祖父是个秀才。至郭嵩焘时家道衰微,遇上灾年,“租无所出,先生家往往不能举餐”①。郭少年时聪颖过人,读书勤奋,思想活跃。他伯父曾称道他“龄儿（郭嵩焘乳名）通事洵洵,独其读书为之,若猛兽鸷鸟之发,后来诸英,无及此者”②。郭嵩焘19岁那年以秀才身份参加乡试,顺利中举。在以后十年间连续五次参加会试,至1947年（道光二十七年）才考中进土。郭嵩焘在岳麓书院就读时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太…     

论刘锡鸿出使前的社会交往

刘锡鸿晚年以出使和反洋务而闻名,然而,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并不为人所注意。实际上,由于晚清社会的动荡,其中举之后,就先后跟随张敬修、毛昶熙和郭嵩焘办理团练,镇压农民起义。后到京师任刑部员外郎,直到光绪二年随同郭嵩焘出使英国。     

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巨著——谈郭嵩焘日记

一清代日记留存于今,以长篇巨著称誉于学林者,何止百数,而长达二百万字以上者,允推郭嵩焘日记。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关系至密。咸丰初,助建湘军。同治二年,署广东巡抚。光绪元年,任兵部侍郎,充出使英国大臣,旋兼驻法国大臣,主学习西方科技,蔚为国用。     

从一道奏折看曾国藩的育人之道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曾国藩六岁读书，二十八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礼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左侍郎。成丰帝即位后，他又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     

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

晚清宋学家曾国藩、郭嵩焘既像乾嘉学派一样崇礼、考礼,又超越宋学与汉学的对峙,以礼学沟通汉学、宋学。他们以儒家仁义学说阐释礼学,也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礼学思想;他们开掘礼学的经世价值,注重因时制礼,郭嵩焘更广泛地涉及改良礼俗的议题。由此可见,曾国藩、郭嵩焘早年治学均具有因应时势、调和融合的学术特征,这也是他们务实、灵活地应对晚清时局的思想基础。     

保守中的趋新——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思想之再分析

在晚清时期关于修建铁路的争论中,刘锡鸿提出了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的思想,该思想不仅使他成为反对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也历来被学界视为封建顽固势力的典型代表.那么,到底应如何看待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的思想?从刘锡鸿个人的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君主专制制度等方面入手分析可知,一味强调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的保守的一面,而忽视其合理的一面,未免有失偏颇.刘锡鸿提出反对修建铁路的思想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原因.我们不仅要看到当时无论反对派或赞成派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也要看到制度因素对晚清时期铁路建设进程的影响.     

郭嵩焘中西体用观简论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在清末以宣传洋务和首任中国驻英法公使而闻名于世,虽然他曾被誉为“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但实际上,他的洋务思想却远非当时洋务派代表人物所能及。他的中西体用观已突破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同时也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高出一筹,并为后来维新派所继承。本文试论如下:     

郭嵩焘新化行吟考——道光、咸丰间郭嵩焘的两次新化之行

郭嵩焘有两次新化之行: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二月初一日至次年三月之季,郭嵩焘就馆新化,计时近4个月,是为郭氏第一次新化之行。又咸丰四年(1854)七月下旬,一直到十二月下旬,几乎整个下半年,郭嵩焘有一次完整的宝庆筹饷之行,宝庆府属邵阳、新化、武冈、城步、新宁等五州县均都走遍,其中第二站就是新化,是为郭氏第二次新化之行,计时约2个月有余。郭嵩焘两次新化之行有其原委,考察其行程可发掘个中缘由。在此基础上,又对其沿途吟咏之诗作一考证、分析、介绍,间或亦评之耳。     

论曾国潘政治思想的特色

关于曾国藩的政治思想,以前人们也多有论及,但一般都侧重于揭踞他的屠夫面目,这未免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在道光末年以后,曾国藩巧妙地将中国封建政治中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统治术融会贯通,交替使用,发挥了暂时挽救清朝统治的作用。     

试论郭嵩焘与太平天国起义

郭嵩焘力促曾国藩、左宗棠出山 ,并用“创业垂统”观构建不同绿营制的湘军体系 ;又最早倡议建立水师 ,成为太平军的克星。郭奔忙于高级战将之间 ,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被湘军集团公认为“高参” ;最初想出开厘筹饷之计并付诸实施 ,郭嵩焘实为始作俑者之一 ,厘金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 ;他又因时度势征盐税和关税 ,再开两道财源。郭调兵遣将剿灭农民武装 ,将其残部镇压在血泊之中。心忧时局的郭嵩焘及时反省这种血的教训 ,企盼为延缓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作“资治”的“通鉴”。     

“含雄奇于淡远之中”——曾国藩美学思想浅析

<正> 曾国藩早在道光年间,便以古文名重京师:中年以后,又因镇压太平天国而被称为清朝的“中兴名将”。煊赫的声势,显贵的地位,再加上诗文创作本身的成就,使得曾国藩成为当时及后世封建文人顶礼膜拜的偶象。曾国藩的诗文,在过去流传较广;他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亦被视为最佳的古文选本。他的美学思想,散见于他的《全集》中,随着《全集》的流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笔者就曾国藩对诗文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看法,以及他所提出的“含雄奇于淡远之中”的美学境界,进行探索,并力图实事求是地评判他在中国古代美     

试论晚清早期驻外公使的国际法意识

面对着千古未有之变局和不愿打开的国门再也无法关闭的现实，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降，清朝被迫依次在英、美、秘鲁、西班牙、日、德、法、俄、意等国设立驻外使馆，对西方的遣使要求作出对等性的反应。伴随着郭嵩焘、何如璋、陈兰彬、刘锡鸿、曾纪泽、刘瑞芳、薛福成、黎...     

晚清早期驻外公使的爱国主义意识

晚清早期驻外公使郭嵩焘、何如璋、陈兰彬、刘锡鸿、曾纪泽、刘瑞芳、薛福成、黎庶昌等人,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驱者,也是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关键时刻登上外交舞台,在爱国主义意识的激发下,做了大量维护国家主权的工作。与外交工作的特殊性质相适应,其爱国主义意识主要表现在折冲樽俎的外交领域。一、创设驻外领事馆,保护侨胞权益创设驻外使领馆是与保护侨胞权益紧紧连在一起的。以１８７７年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在伦敦创办第一个常驻外使馆为肇始,清廷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次第设立了使…     

民国学人梁启超和钱穆笔下的曾国藩形象异同

作为晚清的一位重要人物,曾国藩受到了民国学人广泛的关注。其中,梁启超和钱穆是值得注意的两位。他们二人都认为曾国藩是近代一位学问精深且躬行实践的人物。但关于曾氏的学问渊源、为学取向以及古文成就,彼此意见多有不同。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极尽正面,这与他一生敬重曾氏密切相关。钱穆因其本人的民族观念、当时的国难背景、考据学风以及"曾国藩热"而对曾氏的态度较为复杂:既钦佩曾国藩的学问造诣又批评其忘却"民族大义"。这些不同反映出民国学人对曾国藩的观感与其本人所处之时代及所持之观念有着极大的关联,值得重视。     

曾纪泽之西学观探析

曾纪泽熟谙西学,是清末著名外交家.面对西学东渐之狂潮,他继承与发展了其父辈如曾国藩、郭嵩焘等的"以夷制夷"思想,主张以"变"来回应西学,着力培植国内通西学之人才,并主张从器物到制度层面全面学习西学,批判性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达到依"法""和西"的和谐世界.     

理学与“同治中兴”──倭仁与曾国藩比较观察

倭仁与曾国藩同历嘉道咸同四朝，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道光年间，他们同从唐鉴问学，相交为师友，是倡导理学的中坚；同治时期，又同居高位，一立于朝，一主于外，成为“中兴”贤辅名臣。然而，他们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一为顽固保守的象征，一为洋务运动的首领。因此，从倭仁与曾国藩比较的角度观察理学与“同治中兴”，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试论沈葆桢的多边关系

一夏东元先生写过一篇《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的文章,着重谈了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与洋务派及其中某些人物的关系,其见解新颖、精深,颇受启迪。沈葆桢是洋务运动中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对他都有高度评价:曾国藩称他“独能伸明大义,裨益全局。”左宗棠称他“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李鸿章称他“筹略深远,成竹在胸,大     

试析近代湘军人才群的开放精神

湘军人才群中,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的开放精神各具特色,这是内忧外患的时代大势、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精神使然,但仍然具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     

试论湘军人物对传统友道之践履——以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的友谊为例

儒家传统友道是维系湘军集团的一个重要纽带。湘军元老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三人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将这一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湘军集团能够在错综复杂的近代史上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曾国藩未刊书札序

曾国藩未刊书札序王贵忱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年）．初名子城，字居武，又字伯涵，号涤生，是晚名臣、学者、书法家。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湖南双峰县）人。道光间，以名翰林经五转至礼部侍郎，先后以侍郎管礼、兵、工、刑、吏五部部务。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