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造业海外直接投资动向与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日本制造业对中国的投资从原来的利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生产据点”时代开始转向以中国市场为目的的生产基地形成时代;日资企业在中国的立地选择标准由原来注重成本优势,开始转向要求接近国内市场销售地、能够就近调配零部件等。东北作为日资企业传统的投资区域尽管吸引日资仍然增长,但增速明显不及长三角。作为生产据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确实在提高,今后日本在这方面的转移仍然会继续,所以东北地区应该在区域间合理的产业分工基础上,通过基础配套产业的培育,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日资企业进入,最终形成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区。     

国际直接投资转向服务业趋势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国际直接投资逐渐增加,目前服务业已取代制造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文章从产业发展规律等方面对这一投资转向进行理论分析,并结合服务业自身特点及外部因素进一步阐述了投资转向的原因,最后指出天津市应当充分利用投资转向的机遇,利用外资发展本市服务业。     

日本对外投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鉴于经济全球化形势的不断深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企业开始加速拓展海外市场,其对外投资的规模、结构、投向等也随之发生变化,呈现高级化、综合化的发展趋势。日本对外投资策略、投资结构的新动向、新趋势,为我国吸引日本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对日本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度,提高利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水平和效益,特别是在节能环保、再生能源、通信技术、金融保险等领域形成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向更快、更好的方向发展。     

日本对华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日本对中国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总体上呈现出从沿海向内陆扩展的态势,但其直接投资的重点还是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区域.采用因子分析法把选取影响日本对华投资的11个变量转变为两个公因子,再用日本对华投资金额与两个因子值以及几个重要变量作回归分析,以找出他们之间的关系;计算各省市公因子得分和投资吸引力;根据各省市得分结果分析吸引日商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     

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

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因而对中国的投资也晚于各西方列强。甲午战争前外人在我国非法开设的一百余家工厂中,日本一家也没有。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人才开始在我国投资设厂。在日本对华投资的企业中,有一类是同中国合资经营的企业。美国人雷麦的《外人在华投资论》没有对这类企业作专门叙述。吴承明在《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投资》一书中,鉴于中日合办企业的实际支配权全在日本方面,认为这类企业同纯粹的日资企业没有区别,把合办企业的中方资本也算作日本资本。日本人樋口弘在《日本对华投资》等著作中,对中日合办企业作了分类叙述。但由于他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所以不可能对这类企业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且闭口不     

日本对外投资的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在全球范围内对外投资的现状，来论证今后一段时期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亚洲的投资及对中国投资的变化和趋势。由此得出对中国启示：制定符合区域内投资特征的长远产业政策；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知识经济；不断加强结构调整力度，深化体制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     

富民战略的经济学思考

本文阐述了在中国人均收入突破1000美元大关之后,通过实施富民战略,将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主导转向需求促进的必要性,并将富民战略的经济增长效应概括为扩张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三个方面。     

日本跨国公司投资行为与投资趋向对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影响--对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等世界著名企业的调研

笔者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前景的关切,通过对日本丰田汽车株式会社、山崎马扎克株式会社、兄弟工业株式会社、则武株式会社等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进行实地调研,分析研究了日本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和投资趋向以及这些行为和趋向的变化给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带来的机遇和影响。     

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在宁波举行

由浙江省社科院主办，浙江省让科院哲学所、杭州大学、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等11个单位联合发起的国际黄宗羡学术讨论会，于今年10月20日至26日在浙江宁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和联邦德国、美国、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一百余名学者参加了讨论会，大会收到论文78篇。     

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特征及趋势分析

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动因既有理论基础,又有现实原因,主要有赖于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以后几个阶段;从产业分布特点、投资方式、投资区域特征几个方面看,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具有不同的特征;从长远来看,中国仍将是日本的重要投入对象地。     

浙江“十二五”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分析

＂十二五＂时期,浙江产业结构变动将面临三个主要趋势：一是整个工业结构的＂重型化＂趋势将更加凸显,但纺织等传统轻型产业仍占主导地位;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潜力较大;三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将进一步加快。同时,浙江企业对外投资呈现经常化趋势,使得浙江产业结构不断向省外延伸。总体来说,＂十二五＂时期,浙江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喜大于忧,总体向好。     

试析台资企业在广东的投资活动

台湾企业进入广东十几年来 ,对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台商对广东的投资活动在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之后 ,目前已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其投资活动在地域分布上相对集中、行业化投资集中、投资方式以独资为主、采取强制性军事化管理模式、投资效益普遍良好等特点。尽管台资企业在广东的投资活动中还存在种种问题与困境 ,但从各方面因素来看 ,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令人乐观的     

浙江集群式民营企业的典型特征、组织模式与发展趋势

浙江集群式民营企业的兴起与当地的传统产业、技术人才储备、商业技巧、社会资本(社会学意义)等有关,是商人(企业家)的集体行动与地方政府开明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集群式民营企业的典型特征是以国内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为主体,集群内部在细密的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网络结构;在新世纪,浙江集群式民营企业要向以大企业(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产业组织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品牌价值,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长寿产业群。     

文化产业对于经济总产出的增值机理——基于V→I→P分析框架的中国观察

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的史实表明,文化产业对于经济总产出的增值力越来越大。对中国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广东五省市长期形成的人文传统中主流价值观(V)、以市场体制为取向的制度创新进程(I)和文化产业发展对于经济总产出的增值(P)的关联比较分析表明,文化产业发展对于经济总产出增值机理的"V→I→P"分析框架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社会主流价值观直接并通过决定社会制度决定文化供需,社会制度决定文化市场结构和文化企业制度,进而决定文化企业的行为选择,最终决定文化产业发展对于经济总产出的增值态势。文化产业先天具有价值引领、创新驱动、产业融合和生态增值功能,在专利制度、产业创新扶持制度和新兴产业发展扶持制度等保护下,终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试论广东工业产业结构的竞争力--兼与浙、苏、鲁三省的横向比较

广东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在90年代初传统轻工业的领头发展后,正在向重工业化、高度化和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变.与浙江、江苏和山东相比较,从产出结构角度看,广东的工业产业结构是很有竞争力的;从比较劳动率水平和增加值结构的角度看,又表现出比较严重的竞争力问题.因此,广东应当鼓励企业重视研发,提升传统产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新形势下德国与东北地区投资合作:特征、挑战和应对

德国作为世界一流工业强国,是中国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在“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实施以及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背景下,促进德国与东北地区投资合作对振兴东北地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分析了新形势下德国与东北地区投资合作的现状、问题和挑战。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和宏观经济放缓削弱投资者信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准入和投资环境的担忧,中小企业资金短缺且面临融资挑战,以及本土工资成本上涨和专业技术人才短缺。政府应进一步改善企业投资环境,提振企业投资信心;深化优势产业,挖掘新兴产业,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发挥中德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作用;加强伙伴省州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发展;以服务地方需求为导向,加大人才外引内育力度。     

市场换技术的意图、可行性及其局限

市场换技术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利用本国的市场潜力和政策优惠吸引国外投资,以便带动本国企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可见,通过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并借助其溢出效应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发展,是市场换技术策略的主要意图。这一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跨国公司是否愿意转移先进技术以及本国企业对转移技术的学习和吸收能力。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市场换技术策略,虽然引进了大量外资,也转移了较多的技术和管理,但没有换回核心技术,在一些行业还出现技术依赖,关键原因是缺乏自身的学习和创新,为此需要从企业的创新机制、扩大溢出效应及政策支持等方面采取措施。     

我国竞争优势提升策略问题研究——论产业集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优势

产业集聚发展有利于经济要素的集约和优化配置,企业、行业间的相互协作、融合和提高,有利于资源的共享和循环利用。面对资源紧缺和当今经济危机困境,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资本跨国界流动的重要方式,并凭借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显著优势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关注的焦点。外商直接投资的集中化布局趋势进一步彰显了产业集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优势。因此,为了提升我国竞争优势,我们必须积极培育发展产业集群,借助集群优势进一步提高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     

上海服务业供需非均衡与江浙沪服务业关联——基于非均衡模型和跳跃式回归方法的分析

本文在非均衡模型框架下,采用跳跃式回归方法,探讨了上海服务业的总体供需非均衡状况以及上海与江浙两省在服务业发展上的相互关系。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上海本地工业的发展对其自身服务业发展具有负面效应,而江浙两省的工业发展对上海服务业的影响却都是正面的;上海与江浙两省在服务业方面的关系是合作与竞争并存,但相对而言,上海与江苏的竞争更为明显,而上海与浙江的合作则相对突出;上海与浙江之间以及上海与江苏之间在服务业方面的结构差异程度远高于江浙两省之间的结构差异程度;上海服务业供过于求的趋势日益明显,预示着上海产业结构的特色与优势正在偏向“都市型”经济。因此,上海应坚定不移地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上海的“都市型”经济功能不仅要服务于其自身,而且要服务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全国。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增长的变化分析

本文采用格兰杰的两变量模型,根据Engle-Granger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非因果检验等方法,通过加入虚拟变量分析后结果表明,日本对华与日本对华FDI输出表现出显著的协整关系,同时误差修正模型也反映了短期修正的变化;Granger非因果检验表明,日本对华输出和输入是日本对华FDI的单向Granger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