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现代境遇与新诗史的研究

新诗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其发生、建构与中西传统诗歌的内在联系,它在20世纪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如何向内、外拓展,其诗性特征,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是非功过与历史地位等等,已被众多的研究者深入研究,新诗研究本身已构成一道迷人的思想、文化景观。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新诗中许多被研究者所遮蔽的问题不断显露出来,对新诗研究本身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我们特邀请五位博士,就新诗史研究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进新诗史研究。     

十四行诗与中国新诗体系的历史建构

十四行诗是诞生在意大利民间的一种抒情诗体裁,在13世纪形成了严谨的格律和固定的格式.在意失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十四行诗传入法、英、德、西诸国,并适应各国语言的特点,产生了不同的变体,使得十四行诗成为一种跨域传播的世界性诗体.十四行诗于20世纪2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经过新诗运动先驱们在新诗创格运动中的创作实践,十四行诗演变出多种中国式变体.中国十四行诗延展了新诗的诗行结构,拓宽了新诗的用字规范,丰富了新诗的音韵模式,为建构中国新诗体系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论20世纪中国新诗语言问题

语言问题是 2 0世纪中国新诗历史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论题。围绕着中国新诗语言这一总的论题 ,有三个难以绕开的基本问题 :第一 ,就新诗语言资源而言 ,如何在白话与欧化的历史两难处境中寻求适于新诗语言的内在资源 ;第二 ,就新诗语言质地而言 ,如何在古典与现代的现实张力中 ,在二者的差异性和延续性中摸索到促动新诗语言自我生成和更新的“基质” ;第三 ,就新诗语言风格而言 ,如何在实行对口语与书面语的双重超越后 ,构建符合新诗语言特性的多样化风格。它们构成了探究中国新诗语言问题的“元问题” ,所有关于新诗本质的认识、关于新诗特性的悟察和关于新诗整体成就的评价等等问题 ,都可以此为基点得以展开     

挣脱羁绊的蜕变与永难止遏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新诗现代化之检讨

20世纪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探索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路程.它努力挣脱传统的羁绊,经过20年代的蜕变、30年代的拓展、40年代的渐趋成熟、50至70年代较长时间的低洄之后,80至90年代终于有了复兴的态势.然而,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演进却与时俱进地永难止遏.     

京派诗论与中国现代新诗合法性理论建构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中国新诗在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后,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和理论困惑,这不仅制约着新诗的未来方向,也对新诗的合法性形成了严峻挑战。鉴于此,不少新诗的研究者都开始对新诗的历史和未来进行探讨和反思,其中京派批评家的反思和探讨尤为深入、具体。他们对于新诗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新诗现代性、新诗与古典诗等问题上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对新诗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突围的途径也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主张。在新诗面临诸多挑战的关键时期,京派批评家的新诗批评理论一方面具有相当的问题意识,敢于面对新诗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学院派批评的专业和精深,赋予新诗理论更强的学术品位,成为20世纪诗歌理论不可或缺的遗产。     

内视点与想象: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诗学

内视点与想象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语言表述模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新诗引入内视点与想象,并将其融进现代汉语语境,创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语言诗学理念,为中国新诗的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新鲜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资源问题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便是在语言资源问题上对民间语言的自觉吸纳和对西方语言的互文策略 ,这一变革 ,对于 2 0世纪以来汉语现代性的又一次重建 ,提供了相当有益的启示。     

一种“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诗论——论袁可嘉的诗论

袁可嘉的诗论即关于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要包括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艺术转化论、诗的戏剧化论、戏剧主义论等内容。总的来看,它深受西方诗潮的影响,并几乎论及了中国现代主义新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堪称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一种总结;同时也论及中国现实主义新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一些核心理论问题,并直接针对着中国现代诗坛的"现实",堪称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诗论。     

艾略特诗学理论对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新诗的影响研究

艾略特自从20世纪2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后,对中国新诗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译介和模仿,艾略特诗学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影响了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在批评上,他的传统现等诗学主张促使中国新诗批评家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探索新诗现代化道路上的系列问题.由于中西文化具有巨大的差异性,艾略特对中国的影响具有特殊性,甚至出现被中国诗人和诗论家"误读"的现象.     

选本与新诗历史发展关系研究之路径

新诗诞生不久,辑录新诗作品的选本就出现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同类型的选本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了新诗发展,参与了新诗历史的建构,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未受到重视。本文认为,选本与新诗发展关系研究的路径主要有三,一是统计研究不同时期的选本辑录诗人诗作的情况,二是分析不同选本引领新诗历史走向之特征,三是考察研究选本如何参与塑造经典诗人、诗作的情况。通过选本与新诗历史关系的研究,可以推进对新诗发展史的认识。     

汉语诗歌的模糊效应及其审美特征

整体性思维模式影响下的汉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模糊品格,这一品格使汉语诗歌的话语建构获得了极大的表现自由。汉语的模糊品格表现在语言和言语两个层面,其模糊效应为汉语诗歌开拓了广阔的审美空间。在诗歌创作中,汉语的模糊品格造就了多种多样的模糊话语方式,以语序错综造成的诗意凸显和浓缩、多义互生造成的诗意丰富和深厚、词语曲达造成的诗意含蓄和隐喻,都直接参与了汉语诗歌的意义生成。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     

论晚清诗歌的文体建构

晚清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提倡"诗界革命",中国诗歌开始由旧体诗向新体诗转型。"新名词"入诗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导致中国旧体诗严密的文体体系出现松动、崩溃的趋势;对言文合一与民谣的大力提倡,使白话进入诗歌,打破了传统的言文分离、文言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大批的通俗体诗歌;"以文为诗"的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明晰界限,赋予诗歌以散文的特征。     

中国90年代文学批评的后现代文艺景观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体现出了回归本来角色的多元探索姿态.中国90年代文学批评的激变与20世纪50、60年代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有着极强的话语联系,在批评观念、话语操作、批评方法、价值判断上表现出了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话语的极度张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景观,从而对中国文学批评整体转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的缺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生产”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表明中国学界的“问题式”还处于传统哲学思辨的轨道上,没有真正地走向社会历史实践。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大讨论,还是近来的现代性问题意识,都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要求。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也需要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提供一个历史与逻辑的前提。     

象喻:中国传统诗歌评论的利器

“象喻”是中国人的思维特性之一。受中国诗歌“象喻”特质的濡染,中国传统诗歌评论也习惯于摒弃枯燥乏味的说理,而代之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有时甚至演变为一种“创作”,成为语言“冲浪”和心理“按摩”的载体。象喻诗歌与象喻诗评同中有异。总之,“象喻”是中国传统诗歌评论的利器,它为中国人写诗、读诗、论诗、识诗提供了独特的手段和视角,展现了中国人品评艺术与品评人生的一致性和相通性,凸现出中国人审美诉求的民族性。     

再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以聂绀弩的旧体诗为例

新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后,旧体诗仍在延续,且不乏佳作。但近人旧体诗基本属于古典美范畴,即使像杰出的旧体诗人聂绀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有明显缺陷:长于传达理性深度而拙于表现现代人的丰富内心世界;有诙谐之趣却模糊了悲剧性底色;有古典语言美却难以发挥现代汉语的特长。造成其局限的原因之一是,旧体诗必须遵守以语音规则为核心的外在律,因而不能不拒斥以诗情的抑扬变化为基础的内在律。近人旧体诗不具有充分现代性,因此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