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内涵及其现代性审视

“乌托邦”(utop ia)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在现代性危机的背景下乌托邦应该发挥摆脱世俗的社会救赎力量,拓展历史的可能性及其价值空间。     

超越现代性:乌托邦观念的批判性重建

在现代性极度膨胀的现代社会,人类必须试图重建一种健康、合理的乌托邦观念,选择超越当下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以此来冲淡人们对现代性价值的固执性迷恋.后现代主义放弃了重建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推向极端,因而,它没有可能构想某个与当下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     

乌托邦的历史演进及其困境

“乌托邦”(u top ia)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作为人的内在自由的集中体现和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乌托邦观念是根植于人的真实本性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然而,中西方社会乌托邦观念的历史演进都表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使乌托邦面临一种“现代性”困境,遮蔽了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终极意义。     

现代性·乌托邦·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现代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导致的社会分裂,使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形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情结.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对传统理想的弘扬,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机制.从民生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发展过程展示了现代性、乌托邦与社会主义选择中的历史关系.只有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     

进化论视角下的现代性判断与乌托邦追求

严复的进化论转变了中国人的观念,对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思潮都充满现代性判断和乌托邦追求,并用来指引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它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分析还有较多的抽象性,不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探索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实践道路。     

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的反思困境

启蒙辩证法作为对现代性的总体性反思,仍然没有超出现代性的发生场域——商品拜物教。主体性形而上学与传统异化逻辑的二元对立正是启蒙辩证法的精神实质,也是现代性的异化逻辑的表现。启蒙辩证法未必具备自身标榜的总体认知能力,也未必具备对现代性的总体性批判潜力。它仍然没有摆脱现代性的初始矛盾——抽象和具体的矛盾,单纯理性的反思最终必然导向理论的乌托邦形式。     

现代性空间与审美乌托邦

空间是存在的维度之一,是我与世界之间的共在结构。现实空间是生存的结构,是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分离、对立。空间现代性突出了生存的困境,造成了人与世界的对立。而审美现代性不仅体现在对时间距离的跨越,也体现在对空间障碍的跨越。审美以想象力与同情的结合,突破了现实空间,进入了自由的审美空间。这意味着实现了主体间性,恢复了本真的存在。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困境,要求审美乌托邦。只有审美乌托邦,才超越现实空间,展开自由的空间,从而回归人类的精神家园。     

反面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反乌托邦思想的出现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它是现代性的阴暗面的反应,也是社会理想破灭后的理论后果,同时反乌托邦思想也是对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反思,它与后现代哲学思潮相呼应。     

乡土乌托邦的复归与迷失——张炜、阎连科乡土小说的现代性书写

张炜与阎连科都通过写作思考传统乡土遭遇现代性这一问题。张炜采用了重建乌托邦的叙事策略,他试图划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重塑道德乌托邦;阎连科则采用了解构乌托邦的叙事策略,演绎了乡土共同体瓦解过程中的种种荒诞。虽然二人使用的叙事策略不同,但本质上二人都陷入了一种简化操作、自我复制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令传统乡土与现代性关系的书写沦为顺应大众想象、迎合大众阅读口味的消费生产,反映出知识分子型作家在乡土文学创作过程中把握自我定位的巨大难度。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精神

从乌托邦精神这一视角来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可以看出建国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往往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与现存相对立的给定的理想状态而加以设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陷入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在改革开放后,走出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这带来了物质文明的空前繁荣,但是,我们也还需要避免束缚于现代性而导致完全世俗化的缺失乌托邦精神的文化困境.     

从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审视现代性

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应该全面理解。生产不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且是全面的生产,包括三个层面。只有到了真正实现全面生产时,才能扬弃当前交换价值与资本的生产这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阶段。从全面生产理论可以透视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走向,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对现代性的解读既不是劳动的奥德赛,更不是乌托邦。     

论两种“现代性”

对"现代性"的思考产生很大分歧及其解决方案的巨大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现代性"概念理解上的异质性.区分出这种异质性对理解"现代性"及其寻求解决现代文化危机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应该有两种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一种是广义的"现代性",另一种是狭义的"现代性".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上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     

解析现代性

＂现代性＂一词在吉登斯看来是指大约从17世纪的欧洲起源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具有断裂性、全球化、双重性等特点。他独创的将四个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与军事力量贯穿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构想之中,并且进一步探讨了隐藏在制度之维背后的动力来源,给人们在理解现代性理论上以启发。     

对西方现代性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阐释

由于研究角度和关注点的不同,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的特性有不同的阐释,但他们主要关注其断裂、理性化和反思性特征.实际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它们影响了西方现代审美思想和现代美学流派的发展,并使其呈现出反叛西方审美传统、反对工具理性和反思西方审美局限的特征.     

现代性与女性都市空间的建构——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解析

本文从分析伍尔夫《达洛卫夫人》和《夜与日》等作品入手，以文化批评为切入点，关注自19世纪以降，现代性给都市女性带来了新的机遇，总结女性作为漫游者的都市境遇；而女性带给城市的对日常生活之美的感悟，进入公共领域的现代女性所建立的都市空间，以姐妹情谊来对抗都市人的孤独幻灭之感，增加了女性的可见度及公共影响力。     

论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抗关系,它们是同一启蒙方案内部逻辑演化的产物,前者孕藏于后者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之中,后者的三次历史浪潮为前者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哲学依据.中国理论界对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理性与现代性--兼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是认识之源、价值之源,是所有人类精神意识的最高表现与成就,是事物的现实性的标准,"理性化"因而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有必要运用理性与理性化概念来解释有关的对象与事实;要深化对现代性的理性本质的认识,而五四运动在对此问题的认识上有所不足;中国现在还不是侈谈"后现代"的时候,在现代性的进程上,无疑我们与西方社会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现代性的许多规范,我们还未建立或完善起来。而规范是需要理性来建立与完善的。     

论现代性的矛盾性——反思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

当代,现代性的求新逻辑业已成为艺术的"传统"和常态,而它所表现出的不断自我消耗、自我否定的趋势也颇令人忧虑。倡导现代性的先驱波德莱尔其实对该问题有更为辩证的见解。其艺术二重性观点既肯定了短暂、偶然的一面,也认可了艺术永恒性的一面。在波德莱尔眼中,"现时的美"并不否定"永恒的美",而且艺术品的"永恒"恰恰内蕴在现时的艺术品之中。     

《紫罗兰》都市叙事中青年男女形象的现代性剖析

1925—1930年代上海主体文化最明显的特征,应该是"现代性"在上海的本土化演绎。报刊作为城市文化的物质形态(载体和媒介)之一,在传承城市文化中地位尤为重要。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紫罗兰》是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都市时尚期刊中的佼佼者,这份杂志通过其作品内容的创作和人物塑造,叙述并展示了上海主体文化的这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