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兼评刘禾对鲁迅形象的扭曲

2000年冯骥才对鲁迅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来源于刘禾的国民性神话理论。刘禾认为鲁迅的国民性理论是受蔽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殖民霸权话语，进而全盘否定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文章对刘禾的后现代方法、后殖民观点给予系统驳析，正面阐述了明恩溥著述的历史合理性，并肯定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当代意义。     

追寻-偏离-回归——20世纪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之轨迹

五四运动孕育和催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对“人”的发现和追寻中开始的。其间，由于中国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人的文学的几经偏离，许多时候文学对于“人”的背离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背景下，对人的文学的全面回归，一方面，人的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直接带来了文学的多元与繁荣；同时，文学过分的对于人性的“提纯”和人生“照相式”的表现，也使人的文学出现了又一种偏离。因此，在全球化、商品化的21世纪，人的文学将继续努力自觉地关注人、表现人、完善人。     

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社会理论看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暨对当前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修订的一点建议

近代科学技术结合到生产力中,形成科学化的生产力,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对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主导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把中国从一个不可溶的社会结构向可溶性的社会结构转变,这是近代科学技术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的社会效应,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科学和科学精神的人文展开构成了科学发展观充实丰富的内涵,这对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在当前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这样一个重要的侧面被忽视了,所以建议在今后的教材修订中,应补充上这缺失的一环。     

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疯癫叙事”历经从萌生、演变、沉寂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缘于作为叙事视角兼叙事声音的“疯癫者”驳杂多面的文化形象及不同于常人的言语、思维与情感体验特征,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世纪之交,中国20世纪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皆隐秘漫溢出特殊的历史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疯癫叙事踯躅于对历史的建构、置疑与重构之间,某种意义上,疯癫叙事是窥探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与参照。90年代以前,疯癫叙事致力于挑战同时期文学实践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与宏大;世纪之交,疯癫叙事在浓郁的历史虚无主义氛围中,展现出对虚无主义历史意识的审视与过往历史话语价值的重新确立。     

东西方历史上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与哲学的发展——兼谈21 世纪哲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哲学变革的先导。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中国的
五四
新文化运动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人类历史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当时的哲学发展,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新时期的中国哲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 21世纪的今天, 中国哲学要走出贫困, 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和谐人：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

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或社会状态下的具体形态,也表述为人性假设,如自然人、理性人、经济人、道德人等。人的存在方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由人性的发展变化所决定。“和谐人”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特定的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和新型的人性假设,是对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从人性假设视角研究和谐人,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学的当代发展内涵,也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状态下社会主体的科学的合理的诠释,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甲午论”,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向前推移了近30年。其立论的根据是1887年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定稿、1890年陈季同在法国发表法文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在《申报》附刊《海上奇书》连载。然而现代文学的诞生,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必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出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思想特征的标志性事件或作品,能够代表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随之出现新的文学局面,开辟出新的文学时期。“甲午论”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是一种量变的现象,是在旧文学体系中出现的个别新因素,显然尚未达到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主张“人的文学”,实现了思想、文化从旧到新的质变,才是现代文学的起点,鲁迅的《狂人日记》才是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群体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近代科学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第一次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科学家群体。本文对该时期科学家群体的一些基本问题———年龄结构、学科分布、区域分布以及留学经历、精神特质等———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它在多个层面上的现代意义。     

蒋杰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蒋杰是这次农村调查运动的典范。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显示了“用脚做研究“的实证研究的作风。其调查内容广博而丰富,涵盖人口、自然环境、教育等各个方面,并意图以精确的调查分析中国农村的症结,以求达到改良农村的目的。这些调查推动了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使我们对民国乡村社会及其诸多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作用。     

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的现代性(下)

重读评议20多部影片,可以看到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佳作迭出,群星灿烂,具有与世界先进文化同步发展的深刻的现代性。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人对康区极高山的科学考察

近代入康外国人对于康区极高山多有关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区极高山科考进入了“黄金时期”。文章以考察者原著为主要资料,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人具有代表性的康区极高山科考活动,即格雷高利科考队、约瑟夫·洛克、勃特沙尔科考队对白马雪山、贡噶岭、贡嘎山三处极高山的科考活动的过程及考察成果进行梳理,并结合任乃强先生等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对历次考察成就加以分析评述。     

二三十年代“中基会”对中国学术研究之资助

以美国退赔庚款设置的中基会确定了明确的分配款额方针及原则,制定了严密的分配章程,对科学研究事业进行了大规模资助。为了将资助科学研究计划落到实处,它设立科学研究教授席、科学研究补助金及奖励金,对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等学术机构进行经费补助,还创办独立的学术研究机关,并在大学设立研究教授与科学教授讲席,资助优秀青年出国留学,极大推进了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之开展。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信局的衰亡

1933年底之后,政府当局多次严令取缔民信局,并要求各机关密切协助,各地取缔活动由此展开,其罢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之前,民信局为避免走向衰亡采取了诸多措施,如上书、请愿、行政诉愿等。在此之间,随着罢废日期的日益迫近,民信局在范围上也逐渐由分散走向联合,在程度上由温和走向激进。然民信局终究难逃衰亡厄运,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民信局自身问题使然,如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走私毒品等;二是外部因素使然,如邮政当局的排挤、战争因素的影响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职业女性与妇女解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限制妇女职业权的传统法律被打破,中国职业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观念以及妇女自身的因素,使其时职业女性的状况发生变化的范围极其狭窄。某种意义上说,职业女性的发展与“妇女解放”只是大都市以及少数发达开明地方少数女子的“特权”,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仍然生活在远离“解放”的处境之中。即使接受教育并走上职业岗位、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解放”的妇女,也没有在事实上特别是精神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论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的“范本”地位

20世纪20年代小说作为中国新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新小说风气的形成与规范的确立,成为新作家步入文坛创作必然要阅读的“范本”。尽管30年代的时代风气发生了转变,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仍保持着范本的地位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这一结论对更深入地研究30年代小说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析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对华"工业外交"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一系列措施开拓中国市场.这些措施使中德关系不断改善,也促进了德国在华利益的增长,并对德国对华外交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