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南宋中后期“江西诗学”之承变

“江西诗学”在南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中中后期是承变阶段。一群声气相投的“江西后派”成员,诗思和学力上各有偏胜,但都宗承了“江西体”的特质。受“江湖体”与“理学体”之沾溉,“江西后派”的作品具有淡泊舒缓和轻清率直的特点,与此前“江西体”的瘦硬质实明显不同。“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的宗承与变异,对诗歌创作活动有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诗坛走向,并为南宋末年“江西诗学”的大总结和文化意义的提升做着铺垫。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必经的发展阶段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本文在详细考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两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探讨。     

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

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的一种“事后”考察,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评”、“重写”、“重排”之后,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它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历史重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难度的,一是在扬弃了“从属论”、“政治决定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怎样表达对政治的拒迎;二是在扬弃了阶级斗争理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如何展开对革命的书写。对这一关乎当代文学整体全局的根源性和根本性问题,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揭示历史进程及其内含的历史逻辑,与研究对象形成一种认同与认异并置的平等的对话关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化”。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中国现代“杂”文学的价值重估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的论域总在泛窄、广狭、正野、纯杂之间,到20世纪才进入纯杂分立的时代。经过提纯祛杂,纯文学周边的大量“杂”文学被长期忽略或屏蔽,但杂文学事实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实存的有机构成。杂文学疆域极广,文类众多,借用来自西方的“副文学”、“非虚构文学”、“私人文学”等概念来命名和限定并不完全相洽。杂文学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更具有非虚构性、实用性等本体特性,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和驳杂。杂文学同样是“有意义的结构”,具有其特殊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批评价值。杂文学写作是中国现代文人日常文学生活和中国文学国情的表征,只有破除20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文类观念、文学史观念等观念规限,我们才能对这种文学实存进行客观、公正的衡估,从而撬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     

除了“阐释”，文学理论还能干什么？

“阐释”是对既有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的解释,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和“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的实质都是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阐释”。避免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学现象进行“强制阐释”,追求“对话性阐释”、“适度阐释”是文论界的共识。“阐释”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有理论观点和理论态度,但“阐释”的侧重点却不在于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并不仅仅在于“强制阐释”,而在于“阐释”本身。对“阐释”的较多关注,对新的理论建构的有意回避,是导致文学理论研究缺乏个性和创新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在“三重批判”基础上孕育了社会发展理论——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旨在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黑格尔哲学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来思考社会发展问题。马克思通过“三重批判”初显其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孕育了丰富的社会发展理论,揭示了现实主体的历史性生存,开辟了一条理解社会发展的全新道路。     

论马克思承认理论的历史-逻辑谱系

在马克思那里,承认理论不再仅仅是以一种理论构想式的生长逻辑出现,而更多地是以一种历史批判叙事的外观呈现出来。承认叙事在马克思贯彻其解放政治规划的历史逻辑过程中表现为三个发展阶段:首先,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承认的批判,以及经由劳动范畴中介获得相互承认的探讨,青年马克思建构起一种人本主义的承认价值观;其次,马克思通过"自由人联合体"来克服个体与共同体(集体)之间历来的矛盾,以相互承认来中介双方,最终实现两者的统一;最后,通过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指出承认关系的物化根本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产阶级才能进入"自由王国"。由此,马克思着手将承认的方式改变成无产阶级合法斗争的武器,从而完成了由理论叙事向革命实践的历史性升华。     

齐泽克是如何把马克思变成拉康的—基于齐泽克拜物教理论的分析

齐泽克将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纳入到意识形态批判的视域下并以“镜像”和“符号”接管“拜物误认”机制,用剩余快感替代剩余价值,从而完成了“马克思拉康化”历程.实际上这个过程的内在线索是齐泽克依托拉康所作的自身拜物批判逻辑的展开,即“拉康理论的社会化”.由此,在齐泽克视域下,社会变革的可能也就告别历史进化的视野而走向了循环重复的实在界之“世界之夜”.     

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的发生及其本质所在

费尔巴哈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历程中的重要一环。然而,作为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一方面,它是在马克思独立达成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怀疑与动摇之后才凸现于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另一方面,这一环节本质上绝非宗教批判,而是哲学批判。正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以宗教批判形式出现的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和以＂类本质＂、＂现实的人＂,即以＂社会的人＂为理论基点,对新哲学世界的构想才引起了马克思的思想共鸣,并成为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出发点和重要的理论平台。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和革命意义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何谓"解释"?何谓"改变?"在意识形态批判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从"解释"的维度过渡到"改变"的维度的?时至今日,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依旧不太完善,这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沦为了呆板的说教,也助长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嚣张气焰。可见,基于马克思的原著文本,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势在必行。     

《阅微草堂笔记》小说批评考察

《阅微草堂笔记》中所涉小说批评资料极多,初步统计共百余条,是纪昀小说批评和小说理论的重要载体。其批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引用作品""借人所言""专题条论"三种形式,内容涉及小说理论的诸多方面,大致可以概括为小说文体论、艺术论、接受论和目的论四大类。《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小说批评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全面认识纪昀小说理论的重要窗口,是构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体系的鲜活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李梦阳、何景明的反理学思想识解

李梦阳的理欲同行说、《缶音序》;何景明的《心迹篇》、《师问》等是许多研究者认为二人具有反理学思想的主要依据,然李梦阳的"理欲同行而异情"是理学的传统命题;《缶音序》是从诗歌创作角度批评宋诗议论化的倾向;何景明的《心迹篇》是儒学"格物致知"和"理一分殊"的自我阐述;《师问》则是对人不对事地抨击不重素质、惟考是的的学校教育,总之,全面考析,上述资料都不能成为二人具有反理学思想的依据。     

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

朱谦之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生涯中,大量运用了史学批评,他以史学批评的方式建构了自己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与同时代其他人的史学批评相比,朱谦之史学批评更多地关注了西方学人及其历史哲学。其史学评论是在宏大架构之下展开的,不同于传统批评方法,突出了对史学现象、史学观念及史学思想的评论,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史料与史观并重,是其史学批评的重要学术标准,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当代异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随着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面世,许多学者结合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了解读,从中引申出很多自己的独特的异化理论。当代的异化理论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从绝对贫困下的异化理论与相对贫困下的异化理论、当代异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异化理论在当代的发展3个方面对当代的异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间的区别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当代异化理论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联系表现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当代异化理论有启发、两个时代的异化理论对异化劳动有着共同的批判、两个时代的异化理论对商品拜物教有着共同的批判。     

“伊甸园”的解构与女性的自我建构——《慈悲》的生态女性主义解析

生态女性文学批评持一种多元的文化视角,目标直指传统的二元对立价值体系及父权制世界观,因而此理论批评有助于阐释文本的多重义题,尤其体现在解读反抗"优势"群体对"劣势"群体的压迫,特别是性别压迫及生态危机问题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的新作《慈悲》追溯美国历史源头,刻画出17世纪末美丽、野性和无序的北美新大陆。运用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分析这一时代的不同族裔人群的困惑,从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两方面阐释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从一开始就被玷污以及少数族裔女性追寻自我身份认同的坎坷历程,体现了这部小说史诗般的宏大及丰富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