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研究中的价值争论问题

文艺研究,一方面,试图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科学性的学科,寻求一种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取得学科建设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艺术研究要运用的人文手段并不排斥情感、趣味、道德判断、效用等与人文价值相关的手段来认识世界。因此,在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中,做到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是极其重要的。     

科学与人文划界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科学与人文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的两种文化现象 ,从研究的对象、表达的手段、认识成果的共认度和对认识结论的判别手段上 ,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划出确定的界限 ;同时 ,从这几个方面也可以看到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互相过渡 ,尤其是某些知识领域呈现出亦此亦彼的特点 ,使得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界限又具有了不确定性。这种双重特性体现出科学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丰富辩证内涵 ,使得两者一方面具有清晰的界限和各自的不同特点及相对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又相互交叉、可以融合 ,当然融合时又要做到适度 ,而不是互相取代     

人文学科的特点及其对专业编辑的角色要求

人文学科或人文研究不仅不同于自然科学 ,也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人文研究所面对的主要是由价值和意义构成的文化世界 ,关注价值、体现价值的追求 ,关注人性及其培育和完善 ,反思人之存在的状态 ,追问存在的终极意义等 ,是人文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区别所在。与科学在处理事实世界时所采用的方法不同 ,人文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解释性的或诠释学的。人文学科的如上特性对学术期刊的专业编辑提出了相应的角色要求。认识和明确这些问题 ,是搞好编辑工作、办好刊物的重要条件。     

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

本文讨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在认识论上,认识过程中的主客体分离、“最简单的规定”,以及理性,是现代性的认识论依据,而客观/主体间性,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秩序和规律,以及理性,它们本身也成为现代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本体论上,在否定了传统社会之后,经济活动和经济人假设、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个人本位和各项天赋权利,以及彼此间的契约关系,既作为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而成为之后社会发展的起点,又作为基本的要素成为社会系统的基础。现代性既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起点和基础。     

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自然科学历来被看成是一种纯客观的、与人的因素无关的人类知识形式 ,而科学哲学也历来被看成是关于自然科学 (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 )一般方法的理论。这样 ,自然科学根本无所谓诠释学性质 ,不存在所谓科学诠释学 ,诠释学仅仅归属于社会历史领域。本文通过引述和发挥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有关观点 ,否定了这一传统看法 ,试图论证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一样 ,也具有诠释学性质 ,传统的那种纯客观的、中立的、与价值无涉的科学观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建立科学方法论范畴的问题

科学方法论是以科学研究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开展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理论研究,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密切联系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批判地吸收西方科学哲学的某些积极成果,揭示科学研究过程的本质特性和应遵循的一般程序;建立和阐明与科学研究过程相对应的、反映     

现代化过程的科学向度与人文之维

本文认为，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的分化和对峙，不仅导致了文化的冲突，而且也引发了存在的分裂。而现代化过程的本性则要求科学与人文从分离走向统一，这既是广义的文化整合，又意味着回归具体的存在方式。科学与人文的分野，内在地蕴含着不同意义上的理性追求。从终极的层面上看，理性化的真正内涵应当是人本身的全面发展。这既指知情意的相互协调，也包括知识与智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只能展开于变革外部对象与提升自我境界、人的存在与对象世界彼此互动、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历史实践之中。构成化解科学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紧张关系的历史前提和本体论基础应是马克思曾指出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将是一门科学，即科学的世界图景与生活世界的统一。     

科学探索中的战略性思考——关于爱因斯坦科学目标的探讨

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的目标,是他全部科学研究工作动力的源泉,是制约着他的科学方法的一种基本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科学家依据他所研究的不同对象和任务,可以确定各自不同的科学目标,而科学目标是一种未知的尚未实观的东西,确定它也就离不开哲学的思考。因此,探讨科学目标的形成及其与科学方法的关系,是认识科学研究的规律,获得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因素。     

表征难题与理性危机

对科学知识的表征性语言描述,使“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陷入了一种“理性的危机”,即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哲学实在论把科学家看成是“理性傀儡”或“规范傀儡”,而社会建构主义却把科学家变成了“利益傀儡”,结果使科学研究陷入不可自拔的认识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实在的“方法论恐惧”之中。     

索绪尔的科学魅力与人文虚妄

索绪尔试图解决人文现象研究中的科学理性问题,他为人文现象建立起具有分析理性的模型——符号系统。而索绪尔的局限——他没有意识到人文现象的符号化、格式化暗藏着僭越事象本真的危险,没有意识到解决方法和现象的矛盾更为妥当的途径是逐步在科学的探索中发展出软化的研究方法,使之适应事象的丰富性,决不以舍弃对于事象具有本质意义的社会文化因素为代价去求得科学虚妄的形式美感——是求索中的历史的局限。     

游艺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游艺对儒家天道观诠释和构建的一个侧面

游艺在对儒家天道观诠释和构建过程中,对"科学"和"伪科学"进行了划界:把天文测算与吉凶占候区分开来;把地理观察与风水堪舆区分开来;把"科学"含义上的"数"与吉凶含义上的"数"区分开来。在他之前,徐光启、熊明遇、方以智都曾对占验文化进行过批判,使其划界工作有了理性自觉的思想基础。而这种划界,又使他构建的儒家天道更加倾向于科学天道,使儒学天道在不放弃人文理性的前提下,达到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和谐。这种划界,既符合其研究天文历法的主旨,也对应于天道和人事联系的理性内核。当然,他的划界也具有不彻底性,其根源在于:他的科学理性和儒家性命文化中与占验有关的内容有融合的成分;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     

“形而上学”新解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理性在人文领域中的强劲蔓延,传统形而上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然而,从形而上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范畴本体论和意义本体论。科学理性所拒斥的实则主要是基于思辨虚构的宇宙本体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就意义本体论而言,形而上学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     

知性: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康德和黑格尔都对知性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扬弃其合理思想,并赋予知性科学规定性:知性是认识过程的重要阶段和思维运动的重要环节,也是重要的思维方法。知性的本质特征及其固有的确定性使之既可以走向辩证理性的殿堂,也可以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在认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知性是绝对必要的,它以感性为基础并实现着对感性的超越。知性作为感性和理性的中介,是认识发展到辩证思维的必要条件。     

人文学科的“科学”与“人文”

学界通常所谓"文史不分家",其中的"文史"应指所有的人文学科。各人文学科都包含人文与科学两方面的因素。其中它们所涉及的事实、文本等属于科学,适用于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一切的理解和评价等则属于人文范畴。我们提倡科学与人文结合,关键在于科学与人文、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相互尊重。     

理性的传统谱系与当代转型

理性是人类生活的中心话语 ,但近代以来理性在科学维度上的充分发展使理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危机表现在理性不仅不能成为人类发展的条件 ,反而成为人类发展的桎梏。我们必须深入剖析理性危机这一症候 ,重新开掘理性的深厚意蕴 ,不仅要看到理性的科学之维 ,还应该看到理性的人文维度 ,从人的生存结构透视理性的本质 ,将理性的科学之维与人文之维两者整合起来 ,构建新的理性形态 ,实现理性的当代转型     

重科学轻人文教育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及其实质

重科学轻人文教育是在重科学轻人文观念的冲击下在近代中国产生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它只重视科学知识教育,而轻视科学精神教育;离开了精神的指引,知识必将堕落为僵死的教条,而教条以及对教条的迷信必将压抑和控制学生个性的形成;人文教育不仅在总体上受到轻视,在科学成就有目共睹的今天,更惨遭被科学化的厄运。其实质是一种重理性而轻非理性、重工具理性而轻价值理性、重认知而轻情感与意志的教育。     

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三论清华学派的文化观

一、“划界”方式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甚至更早,自从工业革命以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一直是世界哲学与文化讨论的重大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必然会面临的问题。自从韦伯划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将现代化过程视为工具理性化过程之后,现代化过程必然会引发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与对抗,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刊之论。在20世纪,科学与人文的紧张与对立已不限于学术界,而且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遗产的一部分,是压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身上的一种梦魇。     

科学与人文

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始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 ,其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科学作为西方的人文 ,是自由的学问。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唯人主义” (人道主义 )人文传统 ,由于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 ,有可能从根本上背离“自由”这个古典人文理想 ;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希腊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 ,不仅保留了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 ,而且增加了实用的目的 ,以其效用服务于人类。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 ,近代科学的两大传统———理性与经验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这种新的理性形式。事实上 ,近代科学与人文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而互相隔离 ;另一方面又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弘扬科学精神 ,弘扬的应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 ,亦即自由精神     

西方军队管理思想的人文转向及对我军管理的启示

西方军队管理思想的演进与发展以科学理性为指导,总体上缺乏中国军队管理这样深厚的人文传统。但近现代以后,适应管理环境变化需要以及西方军队管理思想对军人人性的全新认识,西方军队管理思想有了一个科学与人文交融,管理柔性与管理刚性结合的趋势,并进而促进了西方军队管理思想的革新和军事管理实践的转型。西方军队管理思想的人文转值得引起新时代我军管理研究者的注意,对我军法治化进程中正确处理科学与人文、情与理的关系具有反思性意义。     

论科学精神的层次

科学精神渗透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追问科学精神的内涵,本文认为有三个层次、九个方面,即客观性、探索性和无私利性是科学精神的基本层次;理性的怀疑、创新的进取和互助的协作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层次;检验的认同、善待的激励和超越自我是科学精神的高级层次。科学精神是所有人文精神的“硬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