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湖南理学群体的道统意识与批判精神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地域文化群体。这一群体以程朱理学为最高价值理想,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性格与道德标准,主张治统符合道统,治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考虑到道统沦亡的代价,他们采取与清政府合作的稳妥方式,利用道统所赋予他们的文化解释权批判专制君主与社会腐败,以儒家之道整合现实政治。由此,隐性的文化斗争与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湖南理学群体与清政府之间的离合关系。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意图在治统的前提下统合道统,引起湖南理学群体的不满。道统成为他们与皇权周旋乃至抗衡的理论支点。对文化权力的担当,一直为湖南知识分子所继承,并运用于政治活动,进而影响近代湖南政治生态。     

晚清驻外使臣的群体构成与知识结构

甲午战前晚清使臣群体的知识结构以中学为主,与近代型的外交专业人才有着很大差距。甲午战后,这种状况则有所变化,他们的专业知识色彩日益鲜明,逐步以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形成一个有别于中国国内官员的群体。中国传统官员以通才为特征,而近代西方国家官员却以专才为特征,晚清驻外使臣知识结构的变化正显示了中国官员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趋势。     

晚清留日群体与民族主义在中国小说中的兴起

晚清留日群体将民族主义引入中国小说.这一变化给中国小说带来深刻影响——它为中国小说实现其地位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契机;它体现了中国小说主题现代转换之一个方面;它为中国小说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当代之“道”.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因其作为世俗能量的实质及其中国化后的诸多偏见与缺憾,又很难成为小说之文化方向与终极意义供给者.重国家而轻社会、有国民而无个人,这是晚清留日群体民族主义小说写作之关键症结.     

晚清理学特征刍议

"重义轻利"是二千多年来的义利之辩的共同偏向,这一偏向导致义与利的过分对立而无法调和.贬抑个人私利,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成为儒家至高无上的道德追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维系方式是该道德关系权重的价值合理性基础.但晚清嘉道之后,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儒家"重义轻利"道德观的价值合理性基础遭到动摇,"义理经济"思想应时而生.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士人一手高张程朱理学的旗帜,一手又打出"经世致用"的旗号,用"义理经济"合一思想对走向衰落的儒学进行调整,使晚清理学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冲击下既保持了儒学的正统性,又增强了应变性.     

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史学批评

晚清时期是中国史学批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外国传教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型史学批评主体。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丁韪良对中国史学的批判,既为我们审视中国史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同时也流露出传教士的文化优越心理和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学术理论普世化的倾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李提摩太通过评骘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评论,开晚清西方史学批评的先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以出人意表的史学视野阐述了有关史学批评的作用、原则、批评者的素养等理论问题,在晚清史学批评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导致来华传教士与我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循着这些差异,能够看清楚晚清史学批评演进的多元途径与图景,也有助于深入思考中西史学的异同。     

晚清新学叙论

晚清之新学实有两个脉系一是由传统今文学转化而来的趋于政治化的新学,以康有为为代表;一是以直接译介、输入西方学术思想为职事的启蒙派新学,以严复为第一号翘楚.前者把目光放在朝廷上,热衷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变革,学术思想不过是达致政治目的之手段;后者着眼于知识阶层,希望通过传播新的学术思想来推动民众的精神觉醒.     

晚明名妓群体的文化特征

晚明绚丽多彩的舞台上涌现出一批庄妍雅靓、修然出群的名妓,她们虽身陷风尘,但不甘沉沦,在与士人的交往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于晚明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清幽淡雅的审美意趣,身性高洁的独特品质,以及精湛超绝的文艺才情和忠贞大义的民族气节等鲜明的文化特征。     

晚清理学复兴的经世意蕴

理学经世的特质在于经世寓于修身之中,而修身成于经世之时。理学经世与同治中兴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晚清理学凭借夯筑程朱修身之学以守道救时,治体层面致力于恢复君臣共治以尝试打破皇权的乾纲独揽,治法层面并不倚重官僚行政技术,而是注重兴起教化以重建地方秩序。在洋务实践中,理学经世秉守道义重于强权的价值关怀,使得晚清中国没有走上近代日本的军国扩张道路。     

论晚清西方地质学的输入及影响

近代西方地质学输入中国 ,极大地影响了民族危机下的晚清社会各阶层。就思想领域来讲 ,主要有以下几点 :它冲击了传统封建迷信思想 ,有利于近代化思想意识的形成 ;它成为近代志士宣传变法、倡言维新的重要理论依据 ;由于它与矿业的密切关系 ,对近代化经济思想的形成具有启迪作用     

晚清时期列强在中国形成的均势状态

晚清时期,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中国逐渐形成一种均势状态.从鸦片战争到清朝结束,列强之间的均势状态经历了从竞争型均势到对抗型均势的演变.     

晚清理学"义理经济"思想探析

清嘉道以降,部分理学士人打出"义理经济"合一的旗帜,试图为程朱理学及封建制度寻找出路.经过曾国藩等人的阐述,"义理经济"合一思想风行一时,颇具影响.晚清理学士人标榜"义理经济"合一,既保留了程朱理学重道统、崇道德的儒学正宗立场,又突出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兼备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学问和才干,形成知权达变、求实务实、注重事功等思想特点,体现了传统儒学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冲击下的一种自我调整.     

近代报刊在晚清史学批评演进中的地位与价值

晚清报刊上的史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商榷型专文、史书广告和新书评介三种类型。商榷型专文多出自史学精英之手,它塑造了晚清史学批评史的主要脉络,引领了史学革命的风潮。史书广告在商业宣传之下仍透露出较强的史学批评信息,是史学常识与史学思想在一般知识阶层中的延伸与扩张,更是一座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库。新书评介的第一属性是学术批判。晚清报刊设置这一栏目,使得新书评介跻身于和经济、学术、教育、军事诸栏目平等的序列,为史学批评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舆论空间。报刊凝聚了清末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史学争鸣的平台;还加快了史学批评的传播速度,缩短了批评者相互回应的周期,同时也为史学批评印上了清晰的时间印迹。     

外资与晚清工业化

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之下,清廷中央和地方的有识之士,自上而下地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增强国力,以达到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先后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创办了一批军用、民用企业,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业化的浪潮。     

晚清《古文尚书》“辨真”学兴盛原因探微

晚清时期,卫护晚出《古文尚书》之风大盛,涌现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有学者出于自身学术立场的考虑,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关系甚巨。理学的复兴无疑对此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今文经学则从反面刺激了辨真学的兴盛。王懿荣上疏请复古本《尚书》,更是引起了辨真派的极大不满,多部著作因此而问世。此外,阎、惠等人辨伪之书的广为流布,以及毛奇龄等人辨真学的不成熟,都与这一现象直接相关。     

曾国藩与吴廷栋关系考略

曾国藩与吴廷栋共历嘉道咸同四朝,同为晚清理学的中坚、桐城后学的砥柱。道光年间,他们同师唐鉴,求道问学,相交为友;咸丰时期,声气互通,镇压义军;同治时期,同居高位,规切友朋,成为"同治中兴"的贤辅名臣。他们由医而识,由学而知,在复杂混乱的晚清政治生态中,相互攀援,最终缔结为不二的利益共同体,带来了"理学中兴",改变了晚清儒学原有的格局与谱系。考察曾国藩与吴廷栋的三十二年交往史,有助于观照晚清学术与政治彼此纠葛的诸多面相。     

公共空间与晚清散文新文体

作为公共空间的晚清报刊是晚清散文的重要渊薮,对晚清散文新文体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 用。晚清报刊聚合了知识分子类群,为他们的思想表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化条件,造就了数量可观的报人 散文家队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晚清主流散文因而具有了新的特质,主要表现为选材上对时务的关注、立 意上的世界视角和对西方现代自由精神的接受、语言表达上的平易求新等。晚清论说体散文在整体上亦存 在思想偏至的倾向,与审美散文有一定距离。     

晚明学术中心的形成与鄂东学派

晚明鄂东是天下春秋学的中心、礼记学的中心和医药学的中心,诞生了李贽的"童心说",催生了"公安派";李贽的"童心说"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代表了晚明科技与人文的最高成就,鄂东成为晚明学术的中心。明代中期以后汉口兴盛,带动了鄂东外销型农业的发展,伴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科举的成功,鄂东出现了一批文化世家。世家大族通过兴办书院,养成学术流派;结社讲学,开展学术交流,出版学术著作,强化学术中心地位。鄂东学术中心的确立,对明清以来鄂东社会、湖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李鸿章与晚清吏治

吏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项要政,起着调节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的25年中,注意整饬吏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他所管辖的地区和部门的吏治腐败仍然十分严重,此种状况在传统社会具有典型性。究其原因,既是传统专制政治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也是李鸿章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的个人素质所致。     

晚清财政预算的酝酿与实施

中国财政预算的起源,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但严格意义上的财政预算则始自晚清.就目前史料所见,黄遵宪是最早介绍日本和西方预算之人,也是最早呼吁变法行预算之人.甲午战争前后已经形成实行预算的舆论氛围,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最终促成财政预算的实施.     

国际法与晚清近代外交

国际法的传入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利用国际法进行对外交涉,是晚清近代外交发轫的重要标志之一①。同时国际法的传入又促使了晚清其他近代外交理念的萌生,推动了中国和近代国际社会的接轨。但同时,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并不是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