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经营之圣--稻盛和夫

稻盛和夫是当代日本的著名企业家，是日本中小企业家的良师益友，也是21世 纪日本经营哲学 的传道士，被称为“平成经营之圣”。同时，他还是一位崇尚中国古典文化，积极投身于日 中友好事业的企业界名流。坎坷、绚烂的人生旅路稻盛和夫1932年出生于鹿儿岛甲突川畔城西町。距稻盛家一公里的加治尾町， 是明治维新领 袖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的诞生地。稻盛和夫从小就非常尊崇其同乡西乡隆盛，并把西 乡最喜欢的条幅“敬天爱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稻盛家境贫寒低微，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也 绝不能说是那种灵光四射的神 童，其小学期间的学习…     

孟子心性论作为当代儒家全球伦理的缘发动力

当代儒家伦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把儒家传统伦理转化成为一种全球伦理。本文认为,因为儒家伦理有古老和地域的双重特点,所以在当代要发展儒家伦理成为全球伦理就需要在这两个层面上实现突破。那么,如何把儒家伦理从古代伦理转化成为现代性伦理,把它从地域性的伦理有机地生长成为全球伦理?本文认为,孟子心性论在儒家发展的大多数时期是,今天仍然是把古老的儒家地域性伦理发展成为全球性伦理的根本缘发动力,但有必要对孟子心性论做当代哲学与宗教性的双重建构。在哲学上,孟子的心性论需要从一个动态的缘发关系型状态加以重构,从而能够立足当代儒家社会现实与西方哲学对话;在宗教上,孟子心性的宗教性深度和广度需要在西方宗教性维度的对照下得到确定,从而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宗教性重构当中成为根本性的宗教精神原点。通过哲学与宗教的双重建构,使得儒家伦理在通过孟子心性论的重建而转化成为全球伦理。     

从宋明理学理欲论看儒家伦理重心的转向

伦理思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儒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伦理思想同其它别的思想一样,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从其中一个方面———伦理标准,论述从先秦到宋明,儒家的伦理标准的变化。先秦儒家以“仁、义”为最高伦理标准,而到宋明儒家以“去欲”为最高伦理原则。从“仁、义”到“去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体现了儒家伦理重心的偏移。     

儒家经济伦理与社会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的“儒家伦理不发生资本主义”的命题和东亚一些学者的“儒家伦理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假设的分析,探讨了儒家经济伦理对我国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全面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者认为: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些所谓“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宗法经济伦理被用以救治其种种社会弊端,这反映了儒家文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某种积极作用。但儒家经济伦理作为自然经济的产物与商品经济观念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我们在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可盲目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对待儒家文化的经验,对儒家经济伦理的痼弊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董仲舒“独尊儒术”背后的话语陷阱——儒家公共话语建构的可能进路

董仲舒大一统宇宙论的建构和君道理论的完善,标志着儒家政治哲学的成熟;围绕权力的来源、运行、制约,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然而家国同构、伦理与政治高度重合的集权政体中,政治话语实际上成为公共话语的主要内容。“儒学”经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沦为“儒术”,理论层面的“君权天授”最终导向现实中的“独尊儒术”。近代以来,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儒家思想重新参与公共话语建构,获得了新的平台与机会。儒家道德伦理在公域、私域之间的密切关联,对解决当代不同话语体系对立所造成的困境,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与优势。立足心性修养与仁善伦理,提供具有本土意义的人文语境和经验智慧,才能塑造真正关怀人的文明话语和生活话语。     

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德治”行政哲学模式的突破

本文通过对儒家“以德治国”思想进路的分析,指出了对儒家“以德治国”行政哲学的三种片面理解,提出了儒家之“德治”乃“贤民政治”或“民治主义”而非“贤人政治”或“人治主义”的观点。最后论述了“以德治国”在历史上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形成了闭循环,并提出公共政策的道德价值导向是突破“德治”行政哲学模式闭循环的关键。     

论企业经济理性、经济德性与诚信之道

中国经济发展到全球化时代,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往往使一些以物质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企业,淡化了人类哲学伦理价值上的崇高追求,从而在文化上迷失方向。然而,蕴含在人类哲学伦理价值中的文化理念,却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在企业发挥着精神“发动机”、价值“导航仪”、伦理“制动器”的作用。企业经济理性、经济德性与诚信之道构成的文化理念,才是现代企业永续经营的真正成功之道。     

丘濬礼乐思想中的政治伦理意蕴——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丘濬是明代政治思想家。《大学衍义补》是其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集儒家治国平天下言论之大成”。书中对礼乐问题非常重视。丘濬将“明礼乐”定位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并把“明礼乐”归属于传统儒家的“德治”内容,指出了“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的不足,论证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和“礼乐”的精神内涵。他还详细论述了“礼仪之节”,即礼仪的要义和基本内涵;从可操作层面提出了“乐律之制”,即“乐”的政治伦理功能、最高境界和“乐”的制作原则与方法等。丘濬礼乐伦理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结与完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道德和伦理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在西方文化中,尤其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道德”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性自由的定在,“伦理”则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道德”主要是由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论证和阐发的“得道之‘德”’,“伦理”则主要是由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学者们所阐发和构建的社会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伦理”高于“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则是“道德”高于“伦理”。     

民族本位的世界主义情怀──—论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立场

现代新儒家一方面强调以儒家哲学为主体儒化西方哲学，另一方面又主张以中国哲学去批评、改造西方哲学，并希望由此成立整合中西的“整体哲学”，表现了一种“民族水位的世界主义情怀”。本文认为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吸纳促成了儒家哲学主题的现代嬗变，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对西方哲学的批评则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新儒家表现出了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不同的哲学倾向，其中包含着某些非现代性，但新儒家哲学所关涉到的问题及其提问方式对于当代哲学仍有一定的警策意义。     

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的儒商之道及其启示

涩泽荣一在实业思想上,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融为一体,奠定了日本企业经营思想的基础.他的<论语与算盘>,系统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被称为"商业圣经":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经营理念和儒商的处世之道,包括:"士魂商才"的经营原则,"义利合一"的求财之道,"信为根干"的企业精神,"其争也君子"的善意竞争意识,"回馈社会"的道德义务.     

儒家理念统摄下的神道教化--论《醒世姻缘传》的神道设教

《醒世姻缘传》中的神道教化始终遵循着儒家的思想传统。由凡入圣的晁夫人是儒家博施济众、仁爱为本的理想化身。晁梁最终选择以孝子终身的生存方式 ,显示出儒家血缘伦理道德在作者心中的崇高地位。晁源、狄希陈与薛素姐的两世孽缘则表明 ,《醒世姻缘传》消化吸收佛教因果轮回观念 ,无非是要强调儒家仁义纲常为本的伦理道德设置不容践踏。作者在神道设教中弘扬儒家道德理想的主观意愿 ,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作品的写实带来了负面影响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白居易的"比兴"说

自居易诗论中所提出的"比兴"说,大都是作为儒家诗教的一部分来理解的,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其实自居易的"比兴"说也具有艺术手法的含意,表现出较强的艺术功能和审美特征.     

唐君毅文化哲学观综论

唐君毅主张以道德自我为中心,从形而上出发,从哲学的高度探索考察中国历史文化,以重建和发展中国传统之人文精神。他将道德自我与文化相联系,强调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且为其分殊表现。道德自我构成种种文化意识的灵魂,成为唐君毅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础和中心观念,贯穿于唐君毅的道德哲学、人文精神论、宗教观和人生论等整个文化活动之中,从而使得他的文化哲学体系涵摄了更为深广的内容。唐君毅的文化哲学观是一种超越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具有统摄中、西、印三系思想中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性质,从而把中国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发展到现代阶段。     

浅析张载“气学”的唯物主义思想

张载创立的以"气学"论为核心,以"文质相得、体用不离"为特点的唯物辩证主义哲学体系,开拓了宋儒经学哲学的新途径,以"独立不惧,精一自信"的理论勇气和学术气魄,为宋明理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构成了中华民族理论发展长河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必然环节。此外,张载的哲学诸多地方表现出的"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实学"作风,把他的宇宙论和理学、心学注重精神境界的人生结合起来,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的民间性策略

与前后期文人世情小说不同,《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采取了一种民间性策略。作者取用神道立足于民间受众,神道设教中多关涉民间意义上的宗族伦理与儒家社会伦理,把民间祈福畏祸的文化心理作为扬善惩恶的教化落点,从而有效呼应了作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教化主旨。在世风浇漓、道德沦丧的晚明社会,这种文学救世的策略,无疑十分切实而有效。这也是《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的成功之处。     

“兼爱”与“功利”下的家庭伦理何以存在——墨子家庭伦理思想的悖论式建构

从墨子思想的整体看,“兼爱”、“功利”的主张与家庭伦理之间确乎存在诸多差异,致使其被孟子直接斥为“无父”。但实际上,墨子吸收了儒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人伦思想,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沿袭了儒家“家国同构”的路子。同时,墨子把“兼爱”、“功利”作为家庭伦理的思想基础,力图消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使之相融合,从而完成了墨家家庭伦理思想的悖论式建构。这就为古代家庭伦理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中国家庭伦理思想史上颇具特色的篇章。     

儒家善政伦理及其现代化

儒家善政伦理为儒者在国家治理中经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一种道德体悟。善政的核心是德治。儒家善政伦理到近代时,由于西方思想的冲击,受到了广泛的现代性批判,并导致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危机,进而致使其迅速衰落,最终退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在当代,儒家善政伦理要实现复兴,只能走现代化之路。     

尼采哲学中的战争伦理思想探析

在西方思想史上,尼采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尼采战争伦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崇尚强权的政治哲学传统、德意志尚武的民族精神和思想家们对人性伦理的极大关注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只有深入追踪尼采哲学及其战争伦理思想,了解其背景、主旨和矛盾困境,才能理解尼采的＂战争＂的真正含义,理清他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种种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