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哲学与中国古代道家精神的遇合

海德格尔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反叛者和变革者,他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而西方哲学自柏拉图开始把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变成了“存在是什么”即对“存在者”的追问,本源化的思维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对象化的思维,两千多年的西方传统思想史就是“存在”被遗忘的形而上学发展史.现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精神虚无化以及人为物役的异化现象,莫不是形而上学的迷误产生的恶果.因此,海德格尔决心变革传统,重返前苏格拉底时的本源性思维,无畏地担当追寻“存在”意义的重任.重新经历一番“思”的冒险.海德格尔的探险历程是十分虔诚而又艰辛的.用西方人赞扬舍斯托大“以流血的头撞击绝对理性的铁门”那句话来评价海德格尔.也似乎十分恰当.海德格尔与传统西方形而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伦信任视角解读

尽管人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揭示和本质分析有很多视角,但作为一个不争事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是和人伦信任存在密切关系.人伦信任型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人治”以及“无讼”特点.人伦信任为视角有利于深化和深度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当下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以往的那种借助于血缘或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关系对法治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和消解作用.因此,对人伦信任的反思与超越,便成为构建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传统遗产研究与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对立叙事与协商

从叙事因果关系、反转及角色设定角度解读,传统遗产研究与批判性遗产研究之间存在诸多观点冲突.传统遗产研究视遗产为被保护客体,专家为行为主体,普通大众为对立者,讲述了骑士拯救公主的英雄故事,强调“人”与“物”(遗产)的紧张关系;而批判性遗产研究则把遗产地设定为工具,个人为主体,讲述寻找自我的旅途故事,强调“人”与“物”的良性互动.与“物”“人”关系相交织的,是二者对“中心”与“边缘”的讨论,体现为对西方和非西方遗产观念合法性的不同强调.尽管呈现出叙事对立,二者也开始协商如何平衡“物”与“人”之间既静态又动态的链接,以及国际与本土的对话.     

Land Politics: Two Points of View and Two Perspectives——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on Rural Land and Politics

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时期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两种观点.“无关论”认为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关论”认为小块土地作为传统村庄治理的基础,与乡村政治间存在着因果或相关关系.在“相关论”的前提下,对于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互动影响机制存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分析视角,但已有的研究对小块土地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缺乏直接的因果论证.基于小块土地对乡村治理的实际影响可以发现,农村小块土地不仅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而且在社会层面上塑造了农民的“五种性格”,同时通过利益、偏好和权威三个机制实现了乡村的政治效应.     

总量均衡区间与宏观调控中一种值得关注的系统性偏差

传统理论指导下的宏观调控 ,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长期以来一直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系统性偏差。这一偏差的存在 ,根源于传统理论对总量均衡状态过于粗略的理解。现实经济运行中均衡的供求总量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点 ,而是一个区间 ,在传统分析中的总量均衡中心点两侧分别存在着“低位临界点”与“高位临界点”,这两点界定了一个特殊的总量均衡区间。由于存在“总量均衡区间”,因而按照传统理论进行总量调控必然存在系统性偏差 ,为消除这种偏差 ,必须确立并遵循“上限原则”与“下限原则”,惟其如此 ,方有望从根本上提高宏观调控的精度与质量     

儒释道视阈中的境界形而上学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本质上属于境界形而上学,故它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体形而上学.境界形而上学是基于对“仁”、“道”、“空”等存在的觉悟,而实体形而上学则是立足于对“是”的分析.所以,在儒释道中存在论和境界观是统一的.虽然说,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有本质主义的倾向,但是它仍认为“性”和“理”是相互内在的,所谓“性即理也”,即宇宙本体的“理”存在于人的“性”中,并能通过人的境界体现出来.陆王心学的“宇宙便是吾心”是典型的存在论和境界观的统一.在道家那里,“道”是存在,也是境界.在佛教那里“空”也有存在和境界两重含义.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属于境界形而上学.     

从孔子“损益”思想看当代文庙释奠礼建构

文庙释奠礼仪是尊崇孔子儒学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上,对孔子和先贤先儒的释奠,存在一个“变”与“不变”的演进过程.应从孔子对礼制的认识出发,正确领会和理解孔子儒学的核心原则,既要把握其中“不变”的内在思想,保持传统祭祀仪典的内涵,又要防止“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具体特征.研究文庙释奠,还是开展一系列礼仪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当前的道德建设意义重大.     

传统司法中的“能动”主义及其价值——以情理法为视角

中国古代大量存在着据情理断案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法律制度根源.从情理法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司法中“能动”主义,发现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传统礼制之下的统治秩序与和谐,而且根植于普通民众所认同的“天理、人心”的观念之中.考察传统司法“能动”主义有助于我们发展和反思我国当代能动司法的价值追求与实施方式.     

百年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历程及史观演变

中国女性传统发生深刘变化与中国文明进程中的“西潮”、“西语”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中国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女性传统渐次变化的结果,百年进程中的女性文学史书写经历了“五四”前后、“三四十年代”、“建国十七年”、“八九十年代”与“新世纪十年”五个阶段,女性文学史现也从男性史家的男女平权观、女性才德现,逐渐过渡为女性史家强调现代人文精神与女性主体意识.在对女性主义思潮的引进与反省中,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史书写承前启后,逐渐淡化性别批判强度,转向对女性情感书写策略和自我存在意识的探讨.在中国文明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女性文学史写作越来越走向细密化与纵深化,文学史家所期待的既注重性别平等、也注重性别差异与和谐的性别诗学建构将成为可能.     

中国古典诗歌叙事的口头传统

以往学界对荷马史诗等作品的研究,多立足于书面文学的立场,相对忽视对它本身“口头性”的分析.帕里、洛德师徒长期致力于研究口头文学传统,并创造性地提出“口头程式理论”来理解口头诗歌的构造法则.以此观照中国古典诗歌,发现它与口头传统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中国早期诗歌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重著”现象,正如西方史诗中的“程式”,是诗歌口头传统向书面创作过渡的鲜明遗痕;其次,主题作为一种固定的套语创作方式与观念群,需要从听众那里得到本能的反应与期待,所以起到了导引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中国古典诗歌作品中关于人物服饰装扮的主题,程式化铺衍的特征异常鲜明,但在中国文学强大的抒情传统中,它却往往被视为一种描绘技巧.若以西方文学为参照,我们毋宁将其当作一种叙述方式,是对主叙事的补充或辅助.这些重复性、稳定性的程式和主题,大大帮助歌手在现场表演的压力下快速流畅地叙事,这为中国文学存在抒情叙事两大传统的共生景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永恒的过程中——论“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文学的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即对原文化形态的策略性误读.为了变革当前的文学,而从传统中寻找符合需要的资源,对其进行“再阐释”的现象,本文称之为“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隔代遗传”,即越过离当前变革最近的一段历史,上溯到更早的历史传统中的资源和根据,以反抗和否定当前要变革的现实;一是“同情弱者”,即寻求传统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资源,以抗拒和否定当前正统的文学势力.“五四”新文学的变革往往遵循着这样的模式.“汲古求新”的变革模式隐含着面对中西文化传统时“五四”新文学家们显在姿态与潜在心态的歧异与对冲、矛盾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复杂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化模式,也表明任何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永远处在“藕断丝连”的过程之中.     

论“天人之学”的内涵、价值与局限

“天人之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议题,其丰富内涵主要通过先秦时代老子“人道法天”思想与庄子“人与天一”思想体现出来。要实现道家“天人之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蕴含的当代价值作出揭示与阐发,对其存在的局限进行反思与批判,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一方面,道家“天人之学”蕴涵的哲学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弊端,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先秦时代的理论产物,“天人之学”存在的时代局限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审视和明辨,这既是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基础性工作。     

正确认识和处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建的主要矛盾

非公有经济组织中存在“公”与“私”、“核心”与“中心”、“刚”与“柔”、“政治人”与“经济人”以及“传统”与“创新”这五对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将有益于新时期的党建工程。     

道家伦理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无论在《老子》、《庄子》等历史“文本”中.还是在与儒家伦理的相糅互补历程中.道家伦理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以及对土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人格范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道家伦理虽具有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但也存在有值得“扬弃”的合理成分.而正是在其“合理成分”中含有“古今共理”的东西,可以进行现代价值的再创造.因此.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当代中国的伦理建设、也应对道家伦理予以足够的重视.道家伦理以”无为”原则为核心,展开为三个方面:“道常无为”和人性“素朴”的道德观、人性论;“轻物重生”、崇尚“精神自由”的人生哲理;“与时俱化”又“不与物迁”的人格范式和“柔弱谦下”、“功成身退”的为人之德和处世艺术.     

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

马克思哲学在“存在论”问题上的重大贡献在于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的变革 ,改变了理解“存在”问题的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 ,开辟了“存在论”的现代哲学范式。马克思认为传统哲学实体本体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颠倒了逻辑与生存、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 ,把本来第二性的、派生性的存在“头脚倒置”为“第一性”的和基础性的存在。因此 ,必须在根本上改变基本的解释原则 ,对颠倒的关系进行“倒置” ,确立感性实践活动优先于逻辑和知性、并构成逻辑和知性基础的本体论地位。在马克思那里 ,“感性实践活动”的确切所指乃是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 ,正是这种本源性的生存方式 ,构成了“世界”、“人”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奥秘”和深层根据。在此意义上 ,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在根本上扭转了解决“存在”问题的方向 ,实现了基本解释原则的跃迁     

“在”与“在者”的分别——从中国哲学语境看西方哲学把握“存在”问题的方式

我们对于西方哲学关于“存在”问题之“如何”的叙述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从中国哲学语境所观察的西方哲学把握“存在”问题的方式.西方哲学是以分别之法将“存在”分立为“在”与“在者”,“存在”作为“问题”乃是因“在”与“在者”的分别所致,这种分别的所缘是“在者”与“在者”之间的不统一性(同一性),从而衍生出我们的所见所感如何可以是可信的实在的问题.因此,由“在者”之可信之疑而走向“在”本身.如何在“在”与“在者”之间建立一个可以为“信”的桥梁,成为西方哲学努力的目标.但是,在这种分别中所形成的对“存在”本身(是)的“是什么”的把握,却不得不陷入对“存在”问题知识论的解释性悖论.     

婆婆:男性世界的同谋——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之一

成功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中国现代丈学的重要成就之一.从文化角度看,现代文学的女性形象可分两大类;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本文对传统女性中一个特殊的阶层——旧式家庭中的婆婆的形象进行分析,试图发掘其“特权”存在的历史文化根源.     

伦理的世界:人与价值存在的二维解析

伦理不仅局限于对“义利”之辩的兴趣之中,它同样也是人与价值存在的“联合体”.对人的肯定,不仅彰显伦理对主体人存在的“生命意向”认同,而且还意味着伦理对人的存在予以“情感式”内在价值认可.而价值存在的社会延伸,实质就是伦理的意义产生,一则是伦理世界中的价值应然意义,另则就是伦理世界中的精神价值意义.人与价值存在的“联合体”构成了伦理世界中意义存在的无止境,伦理世界中不存在意义的终结,只有伦理的“至善”.     

对口述传统的纵横思考

“口述”和“传统”以及“口述传统”一直都存在着诸多争议。从“传统”的建构来看,社会记忆使“传统”通过“现在”而被呈现。从史学角度来看,“口述”与“历史”的携手不仅打破了历史陈述的垄断,赋予历史平民化、大众化的基本特色,而且也促使一些历史学家的史观发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