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校教育中的“公共交往”

教育生成人，要在“交往”中进行。“交往理性”是一种包含“公共交往”和“个体交往”的双重交往行为。即，“教育交往”首先从根本上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公共交往，它是教育培养人的根本着力点；其次才是由人的主观努力、意志来承担的“个体交往”，它是教育培养人的扩展形式。     

论大学交往教学观

大学教学实践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活动,是大学师生之间一种精神、信息、情感的交流,是大学生命主体的活动形态。目前,我国大学教学中存在着交往不足的现象,针对此,迫切需要树立科学的、开放的大学交往教学观。     

论网络交往与现实交往的互动关系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的交往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网络交往从现实交往中分化出来 ,为现代人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对话方式。我们在关注人们通过网络交往给现实交往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 ,也应重视网络交往对现实人际关系的良性作用 ,因势利导 ,使网络交往成为现实交往的一种补充 ,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网络时代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 ,有助于确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     

存在哲学视野中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另一种解读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在批判现代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弊病和危机的同时,旨在为这一社会提供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则关注于人的生存问题,力图通过对"存在"整体的深度分析来揭示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并最终通过诗性的语言来得到克服。与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进路相比较,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可以视为是面向生活世界的交往问题而提出来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现实起点,以交往行为为核心实现"交往范式"对"劳动范式"的理论置换,并通过对交往行为进行规范语用学分析将交往理性重建为一种规范的力量,揭示出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活动之中的有效性规范,以此谋求对交往问题的规范性解决。     

现代性视野中的虚拟交往

发轫于欧洲的现代性运动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允诺人类前景以美好意象。在现代性的拓展中,技术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一种新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给我们带来了理解现代性的新契机。从社会交往方式的角度来看,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带来了传统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信息技术所建构的网络时代,虚拟交往正在日益成为一种重要交往方式,虚拟交往不仅仅是对现实交往的复制与粘贴,更是对现实交往的再生产,进而展示了人类个体社会化的崭新图景。尽管能够克服现代性的异化,虚拟交往也导致了新的异化,解决途径是技术与文化共进化。     

主体间性视域中的交往教学观

在传统主客二分的二元论下,人们只看到交往教学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其目的性价值,致使交往教学发生质变,忽视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使教育呈现占有式教育、单一主体观、师生关系扭曲、与生活的断裂等缺陷.在"主-主"关系模式下的交往教学是对传统交往教学的超越,在主体间性视域中,交往不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成为教学本身的一种目的.     

“交往”视野下的大学德育

交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包括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 ,体现着主体间性的交互作用。当前的大学德育仍然是一种知性德育 ,强调道德理性 ,缺乏真正的交往 ,导致了德育的弱效。由知性德育向交往德育转变 ,应成为大学德育创新的核心理念     

交往教学的迷失与出路

交往教学理论认为教学是师生之间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随着新课程的推进，交往教学理论备受教育界的青睐。然而，由于人们对交往教学的本质还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误区，阻碍了交往教学的发展。基于此，分析交往教学实施中存在的误区并探寻其出路是交往教学顺利进行的关键。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普遍交往形式与秩序的一种美好追求和向往。马克思站在生产实践的维度强调“工业的历史”与“交换的历史”的联结交互,突出生产劳动在社会交往中的基础性地位。资本全球化在扩展生产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人类之间的普遍交往,但资本逻辑主导下主体成员追求的只是自身利益,使得共同利益沦为一种特殊的“普遍利益”,并导致交往关系的普遍异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想性普遍交往的形式与秩序,在与交往关系的互动呈现中构设出交往主体的实际感知、交往内容的差异互补以及交往主旨的价值共生,实现了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     

网络交往的演进及其伦理意蕴——基于“交往行动”的视角

网络交往成为一种全新的交往方式,在其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交往主体的符号化、交往关系的多元化、交往过程的虚拟化和交往范围的无限化等特点。伴随着网络交往过程,道德责任弱化、道德观念淡漠以及道德规范混乱等重要伦理道德问题相继出现。在"交往行动"的视角下,发掘利用传统伦理资源、完善传统伦理道德对网络现状所发挥的作用、建设和发展网络社区、加强网民道德教育、确立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等,成为治理网络伦理问题的路径。     

管理沟通理论发展阶段略述

根据对管理沟通学有重大促进的观点及理论的提出或书籍的出版为划分依据,将管理沟通学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发展期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管理沟通理论成果进行了概述性评价。     

论新世纪初大众媒介中的传播习俗现象

传播习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具有基因性的意义。为了探讨中华传播习俗对新世纪大众传播的影响,采用学科的、定性的研究方法,认为对于大众传播活动而言,合理地利用传播习俗,是使得传播活动获得更好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因为如此,新世纪之初的大众传播表现出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中华传播习俗以强化传播效果,并且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实绩,当然在此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体态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功能

体态语作为非语言交际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它与语言交际不同,在特定场合起到有声语言难以达到的效果;了解掌握不同民族的体态语将有助于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和水平。     

外语教学中传授非语言交际的探讨

非语言交际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外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培养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还应着力培养其非语言交际能力。     

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

儒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二是德性知识的传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论语》文本蕴含了四种传播模式:价值传播的“内化”模式(以仁释礼,情在理中)、道德传播的“情感”模式(众星共辰,风行草偃)、人际传播的“外推”模式(忠恕为仁,推己及人)、知识传播的“情境”模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深层结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播思维,包括传受兼顾的主体意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情理交融的实用理性。《论语》和儒家传播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区分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的不同模式和思维,为传播的“社会遗产传衍”功能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     

受众关注：新闻传播对文学传播形式的影响与启迪

同样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新闻传播在争取受众方面比文学传播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由其多样灵活的传播方式决定的。本文试图从分析接受者的选择心理入手,对比新闻传播与文学传播在争取受众上的差异,主要是传播方式上的差异,由此略论新闻传播对文学传播的影响与启迪。     

跨文化交际中的沉默行为

沉默是非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和语言一样传递着非常丰富的信息。但沉默的使用因文化而异。在东方,沉默是一种积极的交际策略;在西方,沉默行为则被视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反应。沉默行为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工作、学习、政治、商务谈判和日常交际中。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东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语言观、价值观和语境交际类型。为了减少跨文化交际的失误,我们必须克服自己的文化定势,增强对东西方文化中沉默行为差异的敏感度。     

传播方式与文学活动

文学传播方式经历了口头传播、书面传播和网络传播三个阶段,每一种传播方式都规定了特定的创作方式和接受方式,在口头传播阶段,作品通过口耳相传,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了面对面的接触关系,文学活动具有密切的人际交流性质,作品简单质朴,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变体。书面传播阶段,创作和接受都成为个体行为,作者有可能对作品进行精雕细琢,极大发挥了语言的潜能,形成个人的写作风格,文本在流传过程中虽然具有了较大稳定性,但读者的接受却体现出很大创造性。网络传播阶段,文学借助于网络广泛传播,扩大了文学的影响面,作者的写作和读者的接受都突破了传统文学体制的限制,体现出自由性和随意性,创造了特有网络文学文体——超文本。     

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语言行为问题探讨

在当今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着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两大系统。非语言交际是人类交际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语言行为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入手,探讨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语言行为问题。     

企业内部沟通的障碍及改进措施

企业内部沟通存在组织、文化、个人、信息等障碍因素,应该从沟通渠道、沟通文化、沟通技能、信息传递管理等方面不断改进,提高沟通的效果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