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国际法保障的特殊性

人权国际法保障所依据的法律渊源具有有限性、效力上的层次性、功能上的互补性以及目的的一致性 ,国际人权法的实施方式是形式强制性与实质自愿性的统一。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使得人权国际法保障充满斗争性和复杂性 ,其实际效果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和过程性     

论国际法对妇女人权保护的缺陷

国际法在保护妇女人权方面起了很好和很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注意对妇女公权利的保护、较轻视私权利的保护;主权国家的保留影响了它的功用;国际法由男性控制,难以充分地表达妇女的意愿;本身的执行机制不完善;传统的国际人权观念的影响.为加强对妇女的保护,应努力弥补这些缺陷.     

从国际法看美国人权外交

人权外交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国际法上主权原则与人权理论的深入剖析,揭示了美国所奉行的人权外交严重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其实质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区域性人权条约和实践对国际法的发展

区域性人权条约与全球性人权条约相比,它们所规定的权利更全面、更完整;在实践中,它们对人权保护的途径更便利、更有效;它们所建立的保障制度更具多样性和可行性;它们所保护的权利主体更具体,所适用的人权标准更统一。区域性人权条约的理论和实践对国际法上有关国际法主体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并从一般理论到部门法发展了国际法、从程序到实体发展了国际人权法。     

区域性人权条约和实践对国际法的发展

区域性人权条约与全球性人权条约相比,它们所规定的权利更全面、更完整;在实践中,它们对人权保护的途径更便利、更有效;它们所建立的保障制度更具多样性和可行性;它们所保护的权利主体更具体,所适用的人权标准更统一。区域性人权条约的理论和实践对国际法上有关国际法主体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并从一般理论到部门法发展了国际法、从程序到实体发展了国际人权法。     

制定及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国际法依据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不仅是中国政府促进和保障人权的政策文件,也是中国履行其所承担的国际人权义务的具体表现。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具备坚实的国际法依据。     

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保护

联合国建立以后,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权文件对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作出规定,但这些国际文件都不能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向重视保护少数民族的人权,国家在不违背国际义务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实际,在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对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作了具体规定,使我国少数民族的人权得到真正保障。     

对国际人权理论中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

人权概念的逻辑学定义应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处境,在道义和法律准则范围内,已经和应当享有的物质和精神权益。国际人权理论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就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而言,我们应当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同时必须承认人权所具有的特殊性;在处理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的关系问题上,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以能否抑恶扬善来作为衡量一种社会及其司法制度优劣的基本尺度;对于民族权利的两种法理界定,应从对稳定国际秩序更具普遍指导意义的角度,从国际法上区分民族权利中两种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在对战争与人权问题的认识上,由于战争的起因和性质不同,我们不能笼统地将战争定义为侵犯人权;虽然国际社会对人权与主权关系的争论反映出人权与主权的矛盾,但由于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在主权国家之间开展的,否定主权原则就无法形成人权的国际公约和国际保护。     

论人权的国际法律保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从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领域。１９４５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就人权问题发布的国际宣言。人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国家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或国际公约为行为规范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公约,是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相互承担这些条约的义务,是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的基本方式。人权国际保护活动应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等论调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对国际人权公约之国内法上适应方案的比较分析

“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义务使得我国面临着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内转化和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协调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现已形成了四种方案。各方案互有利弊，而综合权衡各方面因素，第四种方案即制定国内人权法来改善国内法对国际人权公约的适应性，显得更为合理妥当，应作为可行之选。     

论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冲突的解决

在阐述冲突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大多数情况下,善意地解释和实施WTO规定,并考虑相关的国际人权法以及例外规定的援引,将足以协调WTO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冲突。在国际人权法和WTO协定之间冲突难以避免的罕见情况下,专家组应裁定国际人权法对WTO法没有直接的效力,因为专家组不能做出任何可能增加或减损“适用协定”的裁决,而应该由国家来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一国采取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措施,尽管不能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得到制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将免除在其他法律制度下的责任;而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获取的利益有可能在另一个法庭中被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平衡。     

论WTO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冲突的解决

大多数情况下,善意地解释和实施WTO规定,并考虑相关的国际人权法以及例外规定的援引,将足以协调WTO法和国际人权法律制度。在国际人权法和WTO协定之间冲突难以避免的罕见情况下,专家组应裁定国际人权法对WTO法没有直接的效力,因为专家组不能作出任何可能增加或减损“适用协定”的裁决,而应该由国家来解决WTO贸易法律制度与国际人权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一国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措施,尽管不能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得到制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将免除在其他法律制度下的责任。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获取的利益有可能在另一个法庭中被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平衡。     

论“人权法学”的定位

《人权法学》课程和教材,为“人权法学”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人权和人权理论则是人权法规范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人权法学”是关于人权法规范的理论学说,并以国际人权法标准来审视具体人权的理论体系,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在方法论上,“人权法学”可以划分为根本方法、普通方法以及具体方法。研究国际人权标准与具体人权的对接以及理论的解释,则是“人权法学”学科的主要任务。     

论人权问题的国际化

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的人类政治生活中,人权问题一直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权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外延从国内管辖之事务走向国际化。人权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权方面的国际宣言、决议、公约的制订和通过,使尊重和保护人权成为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是人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域。三是国际上出现了大量的人权组织。在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 要鼓励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并采取一切必要的立法、司法、行政措施贯彻条约的各项规定。但同时又要反对以
人权
为名, 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的行为。     

国际人权公约的法律监督

从有政治和道义价值的人权宣言在条件成熟时发展为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公约 ,对促进国际人权合作有积极意义。公约的法律监督以审评缔约国关于本国人权状况的报告为主 ,形成一套机制和操作程序 ,强调专家监督机构与缔约国间的对话。这与借人权之名搞政治对抗 ,是不同的。公约体制的实施是国际监督和尊重国家主权间取得某种平衡的过程     

国际人权保护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以德国国际私法为视角

国际人权条约具有类似宪法基本权利的间接第三人效力,对成员国的国际私法有直接影响。法院在处理涉外案件时必须以本国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为标准,对适用外国法的结果进行公共秩序审查。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引入国际人权条约不会导致盲目排除外国法。     

论人权法中的国家义务

国家是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义务主体。国家义务在人权既对抗又合作的博弈中,不断把人权保障提升到更高水平。国家义务,从类型来说,主要有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国际义务。国家应适时把人权形态之间的权利进行转化。从国家义务主体与人权主体模型构造来看,典型说明了公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博弈关系,从而揭示了公权力在履行国家义务时对人权影响的两面性。     

中国人权法学研究的多学科实践面向

人权法学关注的问题既体现为人权原理这种具有哲学意味的理论问题,又体现为丰富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出现的与人的尊严相关的各种现实问题。无论是价值问题还是事实问题,都有从不同学科共同着手予以审视的必要,也有对多学科研究成果统合的必要。人权法学是统合多学科成果的产物,它的进步有赖于多学科综合知识的滋养。在人权的制度化时代,多学科的实践性研究应当成为一种自觉:从理念、制度和现实的相互关系中把握人权的瓶颈,从实践出发回溯到理论层次认清问题,再以切合实践的理论解决问题。     

刑法的人权蕴涵及民权刑法观的倡导

无论是人权的理论根基还是刑法（罚）的基础价值,都不可能脱离伦理性内涵予以构建,这决定了二者存在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刑法（罚）既要保障人权又要充分防卫社会的功能性追求,决定了伦理基础是人权和刑法价值共同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