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德性探析

法治的德性即构成法治社会模式的道德要素。法治主义理论传统通过将多元道德统一化、道德法律化、服从法律神圣化,建构了以正义的道德、规则的道德、服从的道德为主体的法治德性体系,将道德要素有效注入法治社会模式,实现了道德和法律在法治框架内的融合,奠定了法治的正当性、操作性及有效性之源。法治的德性理论表明法治是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体,是德法共治的最优形式。法治道德建设品质将决定法治国家建设的质量与位阶。中国的法治道德建设依托灿烂的传统道德资源及伴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定会升级法律与道德融合品质,为人类贡献更高质量的法治。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价值意蕴与要义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建，对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方向、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和规定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要义解读，可从其坚持党的领导、追求公平正义、建设法治中国、全面系统的内容体系、法律实施等方面把握其前提基础、价值追求、总体目标、框架结构和突破口；另从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和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等方面提出了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条件。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解读阐释工作，有利于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质量的法治保障。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之“法治”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命题.这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现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转变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是法治思想史的重大转变.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非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需要法治之理,法治之理是人们公认的法治规则.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接受宪法、法律的约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建构需要阐明法治的基本含义: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方式;是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主要方法的战略实施.     

法治建设论纲(下)

社会主义法治研究究竟如何建设，还应研究：法治与法律职业共同体，主要包括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抵柱作用，从行政性到职业自治的转型，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法治与大众法律文化，主要包括西方法治大众法律文化化的启示，中国法治与大众法律文化的沉思，中国大众法律文化转型的条件和标准；基本法治目标的实现，主要包括政治法治化、行政法治化、经济法治化和社会法治化，以及特殊形态“一国两制”的法治实现。     

基于“人的解放辩证法”的法律发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启示与限度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总体上具有四种倾向：对苏联模式的法治反思；对超越自由主义模式之实质法治的探求；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现代阐释；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学院主义。依照与历史唯物主义相适应的“人的解放辩证法”,法律发展遵循着“情境-普遍主义”的逻辑：法律具有以促进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为旨归的政治哲学承诺，同时这种政治哲学承诺又具有基于具体社会历史实践的制约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一大启示是，马克思主义要积极回应“卢森堡-诺依曼问题”,即在民主法治的观念和制度平台探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但其学院主义倾向明显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实践约束条件相抵牾。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法治实践之路论纲

中国法治的实现在于法治实践路径之确立,包括:建构良法体系;实现司法公正;落实法律监督;完善律师制度;型构农村法治;更新法律教育,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一国两制三法的法治文化。     

逻辑嵌入法理的历史——新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70年演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法律方法论研究在体系建构、知识创新、思维方式升级及法治话语塑造等方面均取得很大进步。方法论已经成为中国法理学的重要内容。法律方法论研究还逐步确立了法律思维规则在法治建设中的构成性功能；对逻辑的重视正在型塑与法治相匹配的法治思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的体系建构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新中国70年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可分为：全面向苏联学习的阶级分析法学；向欧美学习推理、解释方法的技艺法学；新时代在中西结合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法治思维与法治话语的法学。目前存在的问题在于，现有的法律方法论研究主要是对西方法学知识、原理、方法的继受性整合，研究成果的借鉴成分较多，原创性以及对中国问题的深入度不足。     

"首唱"与"唱和"--再论法治的"共识效应"

要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应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上解决好社会性的号召与个体的道德响应之间的关系,笔者称其为形成法律人的"首唱"与非法律人的"唱和"的法治的共识效应.为此,本文通过对"共识效应"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分析后,试图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立统一的视角,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出具有中庸思想特色的若干己见.     

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条件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是中国在依法治国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不能回避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如何,是中国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文章从法治推动道德建设的条件角度,深入分析了法律对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包容、认同、提升和支持,并明确指出法律与道德本身的自洽互足、法治与道德建设内在品质的相互协调,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保障与关键因素。     

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

中国有自己的法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法治实践的探索中走出来的。中国法治实践是中国法治理论最重要的源泉,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必将催生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旨在从学术流派的角度对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和中国法治理论进行理论概括和学术阐述。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梳理中国法律发展历史,总结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实践,在国际视野下开拓创新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人类法治建设走出一条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之路。     

可持续发展与法治的新境界

传统法治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法治,基本上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排除在外,它是人类生存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对传统法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奠定了法治的新的物质基础和道德基础,拓展了法治的秩序价值、公平价值、自由价值,开拓了新的法治实践,使法治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先秦儒家性善论思想的法治意蕴探究

先秦时期,儒墨道法各家学派竞相争鸣,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形成基因和未来走向,以法治理念审视中国文化元素,不难发现法治中国的理性建构思路深受隐含于内的性善论思想的观照,推动法治由一般意义的规则之治走向具有品质和德性的规则之治。先秦儒家的性善论思想是人性善思想的理论源头,形塑了中华民族的知识结构、制度规范和生活逻辑,是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最深厚的沃土,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根基。人性善的理论预设奠定了"以人为首"的法哲学观,讲求"惟齐非齐""圆融人情"的合理正义,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思想必不可少的条件。从先秦性善论角度剖析全面依法治国思想既有助于推动中国法治实践的理论创新,又继承与弘扬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髓,彰显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略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继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之后，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又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二者关系如何？地位怎样？是当前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之一。实践中道德和法律是两种具有不同特征和作用的社会规范，德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只有德法并举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论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与当代中国的法治道路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学习、借鉴和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 ,这已是共识。但向国外学习 ,不一定重复别人的老路 ,在法治模式上 ,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创造性的建构 ,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所谓中国特色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对待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 ,重视本国法律文化资源的利用。对此 ,作者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试论邓小平理论中的法治思想

在西方,最早对法治作出较系统理论阐述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中国,法治最早是由先秦法家提出,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法治作为一种“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略,既与人治相对立,也不同于法制。法治思想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法律的主导性思想是精髓;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是保障;普及法制教育思想是基础。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论古代希腊的法治思想和司法实践

强调法治是古希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克里特文明时期和荷马时代，萌芽了最初的法律—习惯法；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奴隶主法治思想开始形成；公元前五世纪──公元前四世纪，是希腊奴隶主法治思想完善和丰收时期，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法治理论。古希腊城邦国家还开展了广泛的司法实践，并形成了一整套司法实践制度。     

论法治实效

法治必须追求实效,法治建设如何取得实效是理论和实践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实现了从法律实效向法治实效的跨越,已经从定性走向量化研究阶段. 皮尔斯的实效主义思想可以为法治实效理论及实践提供借鉴,实践、实验、检验是法治实效得以实现的三个重要方面. 中国法治建设客观上成效不佳,法治实效研究尚需深入推进. 法治评估既是检验法治实效的方法,也是提高法治实效的一条重要路径. 法治评估应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 在法治评估的研究和应用中,要特别强调切合实践、运用实验方法,并保证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