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的适配性——结构化视角中的信任关系考察

为了超越信任研究中客观主义和结构主义相对立的立场,需要把持一种结构化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中,信任既是一种系统性的关系结构,又是社会交往的实践机制。在社会体系的纵向运转和更迭中,社会信任有着不同的类型,它既可以在马克思概括的人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得到理解,也可以在工业社会的领域分化中加以把握。在结构化视角中考察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二者具有共时态和历时态上的适配性关系。     

论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描述了公众期望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通过行为调控、复杂简化与导向性影响,政府信任成为合作治理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信任的实现也存在阻碍,在公共权力日益膨胀的今天,合理的不信任作为一种补充机制不可或缺.促成政府、公众与社会三向互动,实现信任、不信任以及其他补充机制的有效融合是建构政府信任的一种路径选择.     

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信任及其理论探究

信任是人际之间的一种心理预期。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心理期待和信念。在现代社会,提升政府信任成为一个诚信政府不可或缺的能力和责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府信任危机连续发生,有的甚至导致了政权的更迭。这些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加深了对政府信任问题的认识。从政府信任问题的机理和规律来看,政府信任问题都是因为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不符合公众的意愿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因此,探析政府信任包含的深刻涵义,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信任理论为指导,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涉及政府信任的理论观点进行扬弃,对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政治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论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形成因素与政治功能

在西方学术界,目前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因此,政府信任应该成为政治学重视并加以研究的主题。“政府信任”在概念内涵上指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公众对于政府信任的程度高低,乃是众多影响因素如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交互作用的混和结果,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相对落差。政府信任涉及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它能够扩大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实现有机的社会整合,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绩效。     

透明政府:现代政府信任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作为现代政府存在的内在依据和外在特性,政府的公信力与透明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性.政府获得信任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公开透明,这是提升政府信任的关键环节,由此而展开的透明政府建设显得非常迫切.当前在透明政府建设中,因行政人员自身的诱因、政府与公众在信息上的不对称状态以及相关机制的不完善而存在诸多困境和难点.因此,要从行政理念、行政机制和行政行为的系统范式来着手进行透明政府建设,从而提升政府信任.     

社会资本与构建政府信任合作体系

导致政府失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期望它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构建政府信任合作体系成为关键。通过建立社会声誉机制、社会激励机制以及对话会晤协商机制可以逐渐构建起政府信任体系。     

竞争与共存:信任网络视阈下政府合法性探析

信任网络是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纽带。政府合法性是实现有效治理的保证,其本质是民众对政府以信任为基础的遵从。政府与社会信任网络之间存在竞争。政府信义降低,用于公共利益的资本减少,而强制力的使用增加,只能导致政府的可依赖性和合法性衰微,从而其他非制度化信任网络兴起。政府嵌入社会关系,包括培育信义、积累资本、平等融入社会信任网络,是赢得民众支持和实现政府合法性最为理想的途径。     

员工—主管信任模型构建

信任问题已成为组织行为和管理领域研究的重点.员工-主管信任的内容结构包括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影响因素包括主管因素、员工因素和组织环境因素,作用效果包括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组织公民行为、工作绩效和主管承诺.员工一主管信任模型的构建,有助于查明我国企业员工对主管信任的结构;有助于认清信任的作用路径和效果;有助于建立和谐的领导与下属关系.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社会信任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社会性本质决定人必须彼此交往,交往使人获得其本质,交往内在要求人做到诚信,诚信实际地内在制约着人的发展。市场经济实质是以“物”为中介的人的交往实践活动,市场契约本性关照下的人的诚信素质养成正是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惟此,诚信个人才会出现,诚信社会才可到来。诚信社会就是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是人的建设,是以信任建设为契机的人的自觉建设,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切实行动和积极筹划。     

中西社会信任结构之比较

一个社会的信任格局由信任链、信任圈和信任网三种结构组成。从信任结构视之,中西社会信任有着显著差异：中国社会信任呈现为链式和圈式结构,西方社会信任呈现为网式结构,这些差异是导致关于中西信任观点分歧的重要原因。中西信任结构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基础的不同是引起中西信任认知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中西社会信任结构是信任结构的两种历史形式,或者说,中西社会信任之间有着结构性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两者功能、作用的差别；中西信任结构在社会中各自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不能简单地以一种信任结构未评价另一种信任结构,亦不能轻易地设想用一种替代另一种。     

通过合作和信任把握历史的脉动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合作和信任的问题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背后,包含着人类走向后 工业社会伟大变革的内涵。在后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生活方式建构和行为模式规范上,都需要基于合作和信任 来进行。而且,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也将会证明合作和信任是共同体生活必要的基础。     

延退政策之信赖保护原则适用

这些年延迟退休政策一直在我国饱受争议。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延退政策的推行是大势所趋。但是,从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来看,我国目前并不适合立即推行延退政策。延退政策是一个需要科学研究、综合考量、审慎推行的公共政策。在如此重大的行政决策制定与推行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从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出发,认真考量延退政策的正当性问题。     

信托法中对第三人的责任之研究

受托人违反信托,对信托财产造成损失以及对第三人的债务应由受托人以其固有财产承担。但在受托人无违反信托、处理信托事务无过失的情形下,对第三人的责任承担上究竟应归于受托人、委托人抑或受益人,这是一个牵涉信托法基础理论的问题。按照信托原理,在后者的情形下,应当由受益人承担最终损失。     

信任理论视野下的警察形象建设研究

在从传统行政管理到现代公共治理的转变过程中,公众与警方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成为塑造良好警察形象的社会基础。转型期警察形象的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公众信任问题。基于社会学领域信任理论研究的广袤视野和深厚内涵,警察形象建设应有合适定位,并只有当合作型信任关系逐渐形成的时候,公众信任和警察形象建设才能达到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的"最佳状态"。     

论政府责任及其限度

政府究竟应当对公共事务承担哪些责任,存在着许多争论。近代西方关于政府职责的讨论集中于政治领域,焦点问题是安全、公平与平等;现代的讨论扩展到经济和社会领域,焦点问题是弥补市场缺陷与维护社会公平。随着关于"政府失灵"和非政府组织作用的提出,关于政府职责的讨论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市场、社会组织和政府三种机制都各有优缺。政府职责的限定,应当遵循比较优势、优势互补和量力而行三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