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劳伦斯笔下的懦弱型男性形象

英国现代主义作家劳伦斯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各异的男性形象。笔者认为劳伦斯早期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多以懦弱型为主并以此入手剖析劳伦斯的两性观点。     

论《情孽》中格蒂的病态心理

劳伦斯是20世纪最杰出的心理分析小说家,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不同的是,他在作品中擅长把心理分析和社会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本文以劳伦斯的作品《情孽》为例,对女主人公的病态心理进行分析,并试图找出导致其心理病态的深层原因。     

浅析声乐训练中的辩证关系

声乐训练中存在着许多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依赖、相互对立而又相互统一的矛盾。包括声乐训练的＂呼＂与＂吸＂、＂喉咙打开＂与＂声音集中＂、＂真＂与＂假＂、＂高＂和＂低＂、＂前＂与＂后＂、＂情＂与＂声＂、＂积极＂和＂放松＂、＂共性＂与＂个性＂。声乐训练中充分利用这几种辩证关系,可以提高训练的效率,改善训练的效果。     

“多余人”向“新人”的过渡——罗亭形象再认识

＂多余人＂和＂新人＂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传统形象。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公认的第一个＂多余人＂,而屠格涅夫笔下的英沙罗夫和叶琳娜被视为＂新人＂诞生的标志。《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传统上一直被看成是＂多余人＂的又一典型,然而有些学者也提出反对意见。通过罗亭与其他＂多余人＂的对比,以及罗亭与＂新人＂之间某些内在联系的分析,可以看出罗亭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是＂多余人＂向＂新人＂过渡的形象。     

刘勰文学创作观研究——浅论《文心雕龙·神思》

《文心雕龙》之《神思》篇论述涉及到文学创作一些关键性问题。当＂神＂与外物交融产生＂意象＂后,主体才能进入文学创作阶段,才能用富有＂情＂之文字进行文学创作。但是,由于文字对思想不能完全阐述的困境存在,使得 心中＂情志＂和表述不能＂密则无际＂。     

中国城市化“加速度”问题提出及影响因素

针对城市化速度研究,提出＂加速度＂的概念,并且运用具体数据分析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城市化＂加速度＂值,发现中国城市化加速度变化轨迹,进而说明研究中国城市化＂加速度＂的现实意义。最后,分析影响＂加速度＂变化的因素,指出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是影响中国城市化＂加速度＂的最大因素。     

我们共有的梦,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说到精神家园,我想起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人都是自己幸福的工匠。＂他写的那本《瓦尔登湖》,被誉为＂全人类的心灵之书＂。在这本书里,他表达了对人生、社会、国家、历史、文化和自然等诸多方面的深刻感悟和梦想,被称为＂寂寞、恬静、智慧＂的作品,为后人提供了精神指南,也因此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作。他多次被评为＂对美国精神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成为一代又一代追求生活真谛的人们的文化偶像,对＂美国梦＂和＂美国精神＂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民族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新思考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由＂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有机整合而成的一门崭新课程。成功实现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则是教学改革的关键。文章从＂变＂与＂不变＂关系的崭新视角,结合民族院校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对＂基础＂课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及其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速写课改革新思路初探

对＂速写＂的概念、历史、现状从新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据此,笔者提出了新时代和新背景下对于＂速写＂以及＂速写课＂的意见和看法。     

杨兴刚的“苕事”

笔者三上湘西自治州泸溪县巴斗山,听人们说起老兴支书（兴隆场一带人们对杨兴刚的昵称）时,听到最多的是一个＂苕＂字。比如：老娘叫他＂苕儿＂、老婆骂他＂苕背时的＂、兄弟管他叫＂苕哥＂、女儿称他＂苕爹＂、外甥叫他＂苕舅舅＂、村民也有称他＂苕人＂的……原来,老兴这个＂苕子＂用了8年时间,带领村民靠炸药、钢钎和肩挑、背驮、手刨,修通了一条长达14.2公里、通往巴斗山的＂Y＂字形天路,其间＂苕事＂不断。     

易学视野下的呈现之十五 :——伏羲女娲 “人首蛇身”和“兄妹结婚”神话

上一期,我们从易学视角解读了＂女娲补天＂与＂共工怒触不周山＂神话。其实,女娲神话还有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女娲与伏羲同为＂人首蛇身＂并＂兄妹结婚＂,在这一部分内容里,保留大量神话信息的出土＂汉画像石＂和帛画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图像线索,成为揭开神话之谜的重要依据和突破口。     

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建设的范式分析

精品课程建设是21世纪我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启动后的几年中经历全国众多教师的培育,形成了一定建设范式。精品课程可以总结为＂名人名师─学术成果型＂、＂教学内容─教材建设型＂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型＂等三种范式。认真研究这些范式和发展走向,可为精品课程建设范式的转换提供理论和方法参考。     

油画“民族化”与动画“民族化”

动画＂民族化＂沿袭自油画＂民族化＂口号和艺术实践,其出发点是为迎合大众的欣赏习惯,立足解放初期本土80%文盲＂工农兵＂接受的主体上,其目的是作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思想武器,＂民族化＂与教育紧密相关。文革结束后,油画界专家学者不再提出＂民族化＂后,动画界至今仍然沿续着＂民族化＂道路摸索前行,这种实践十分不利于动画的健康发展。动画产业化过程中,解除＂民族化＂思想束缚至关重要。     

对《儿子与情人》中母亲角色的再思考

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了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中的母亲格特鲁德.重点分析了母亲的特殊心理产生的原因.她对儿子看似自私的爱不能掩盖其母爱的伟大.她与儿子特殊的情感是人类本能的自然流露.     

自然人性的发现和表现——李贽“童心说”与欧洲人文主义比较

少数民族文化与文论经典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与文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彼特拉克开欧洲近代启蒙思想之端,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明代回族思想家、文学理论批评家李贽首倡＂童心说＂,喊出中国近代哲学、美学、文学第一声,似也堪称中国启蒙思想之父。人文主义和＂童心说＂在哲学上构建了自然人性论,并以之为武器批判天主教神学和宋明＂新理学＂——＂新神学＂中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人文主义和＂童心说＂的文艺思想都是其哲学思想的延伸,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和本质内涵,都主张把觉醒后的人作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都主张从市民中找诗,都主张作家要具有人文主义思想或＂童心＂并彰扬人文主义思想或＂童心＂等。欧洲人文主义者打着＂回到古希腊＂的旗号,创造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文学;李贽推崇、尊重孔孟开创的先秦儒学,猛烈批判程朱理学,其非孔反孔言论主要针对道学家把孔子思想神化为亘古不变的教条而发。欧洲人文主义者秉承模仿说,更突出社会生活对作家创作的决定作用,更强调文学的反映功能;李贽秉承＂言志＂、＂缘情＂说,更突出创作主体的作用,更强调文学的表现功能,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自然人性表现观。李贽的＂童心说＂与欧洲人文主义无＂贸易关系＂,但与人文主义文心相通,并体现着中华文化与文论的传统和特色。     

多媒体环境下视听说交际教学模式建构

高校以多媒体网络技术为支撑的英语视听说课的新模式,将＂视＂、＂听＂与＂说＂有机地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学生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综合近代的交际教学理论和相互作用理论,根据课堂教学的实践和＂交流、交互、交际＂课堂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也为教师进行交际教学提供了有效的教学手段。     

“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

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改革开放之后,西南研究陆续出现了＂区域模式＂、＂族群模式＂和＂跨境模式＂三种研究范式。其中＂区域模式＂更贴近于社会历史现实,具有强烈的学科问题意识。至二十一世纪,基于历史上民族的源流考察与走势判断,兴起了诸如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黔驿道、进藏公路等＂通道＂研究。这种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将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世界图式,也有助于具体研究者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认知主体性。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只有基于＂区域性＂的大视野来展开,在一种关系格局中来寻找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才能摆脱＂民族性＂的现代叙事,并对＂民族认同＂这样的问题有所超越,最终回归到当地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文形态特质来深化对中国西南的认识把握,从而在学理上展开一些更为深入的对话。     

谈“体验式报道”的起点和落点

针对新闻界对＂体验式报道＂的积极倡导以及学术界对此的反复争论,本文提出应该从一个新的起点来看待＂体验式报道＂。＂体验＂不是一种新兴的报道样式,而只是一种新近被注意和利用的报道工具。＂体验＂可以实现信息传递中更多人本化元素的回归,它的落点应该是受众的接受程度,而不是记者自身的参与程度。记者在体验的过程中应该将自己定位于＂观众的替身＂。     

寻访精神故园——米贝“苗岭高腔”印象

七月半,中元节,即鬼节。老人们说过：＂七月半,鬼乱窜。＂按道理这天我应烧包＂送鬼＂,杀鸭＂躲鬼＂的。可是好友＂天塘坡＂却叫上我和＂世纪＂老弟前往米贝烂泥村挖掘＂苗岭高腔＂,一个濒临失传的苗家剧种。因为本人酷爱民间文化,便立即答应了他,并将我们的这次行程电话告知了米贝苗族乡分管文化工作的副乡长——一个论坛网名叫＂大山子＂的帅哥。于是,我就有幸记录下一路上点点滴滴的美丽与感动。——题记     

"年"与()：汉藏民族的原始信仰及其民俗演化

在汉族地区有关＂过年＂的民俗传说故事中,＂年＂的核心意义是妖厉。因着藏汉民族所具有的亲缘之渊源关系,＂年＂和 两个字不但音读相同,而且＂年＂的妖厉意义与藏语 的意义也是重合的。汉族关于＂过年＂的传说与藏族对 的崇拜情况表明,＂年＂于汉族人的＂集体无意识＂里只有精怪的意义,并由敬畏＂年＂而演化为＂过年＂的节日岁时民俗,隐含敬畏、尊崇的信仰意义;在藏族,却由最初的精怪升华为神,并潜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处,祭祀山神成为全民族普遍的民俗行为,明显地表现出敬畏、尊崇的信仰意义。一隐一显,乃两个民族信仰民俗的差异所在。由于对山神的崇拜和敬畏而产生、演化的种种禁忌民俗,和今日的生态保护理念＂不谋而合＂,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