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皆文":《文心雕龙》潜在的逻辑前提--刘勰的"宗经观"新探

"五经皆文"是刘勰在<宗经>篇里集中提出并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不仅是刘勰为"文"之"宗经"寻找到的理论根据,而且在总论、文体论、创作论等部分的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具体含义.本文对此作了具体清理,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命题据以产生的理论背景与思想渊源.     

刘勰"宗经"思想探析

"经"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所撰之书籍的通称,历代学者对"经"的解释主要有四种:五常说、专名说、通名说、文言说.刘勰本质上是一个儒生,他所宗的"经"是对汉人五常说的继承和发展.刘勰主张宗经的用意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讹滥"的空洞文风,以"经"义思想充入文章,营造一种辞采、风骨兼备的文学;此外,他宗经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与前人和时人相比,刘勰的宗经思想更进一步,也更为合理.刘勰的宗经思想在当时不被人所重视,但却对后世的文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试论"清"作为文学理论概念在《文心雕龙》中的确立

"清"在<文心雕龙>中被大量引用.它既是文学构成性的概念,又是文学审美性的概念,这种交叉使"清"作为文学理论概念在<文心雕龙>中得以首次确立.这种确立与"清"所表征的审美趣味、美学理想和玄风荡拂的六朝思想文化以及刘勰原道宗经的传统儒家文化精神密切相关.     

从《文心雕龙》"用"的内涵读解刘勰的文笔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浮华的文风致使文章偏离根本,重文轻笔的现象也流弊日深.为匡正时弊,刘勰在著书<文心雕龙>时主张文笔并重的观点.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用"的内涵定位主要体现在"功用"方面;在文体分类上注重功用型体裁的收录;在文体写作上,为文的功用要求和功用影响体现了文笔平等观点;文章功用原则的贯彻,是纠正重文轻笔的有力工具.     

"海子神话"与"文学知识分子"心态

20年来,通过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一些"文学知识分子"绵延述说着"海子神话".将海子视为"斗士先知"与视其为"心灵赤子",是"海子神话"中的两大基本倾向.上世纪末,"海子神话"的主要倾向是"斗士先知"论,以此呼应其时的政治文化骚动;进入新世纪以后,"海子神话"的主要倾向转向"心灵赤子"论,以此反抗商品社会中消费文化的压迫."文学知识分子"自外于民众和实践的"精英"立场,注定其介入现实、凸显自身的努力难有实效,"海子神话"的述说,显现出他们的雄心和激情、无奈和感伤.     

"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对"左联"与"自由人"论争的一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同"左联"作家的论争是特殊时代的一场特殊论争.通过从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去审视"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发现他们作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群小资知识分子,不是"普罗文学"的敌人,也没攻击"普罗文学".文章阐述了现代文学"话语霸权"的成因,力求再现论争的历史真实.     

论汉魏六朝文学观念中的“丽”

"丽"是汉魏六朝文学观念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文学审美特性的重要体现."文章"于原初意义上具有源于"文"、"章"含义的含美特性,文学所追求的"丽"是对"文章"原初意义上含美特性的延扩与发挥,"丽"观念是伴随着文学的自觉而形成并臻于成熟的.汉代辞赋的"铺采扌离文"标志着"文章"观念之趋于明朗(自觉),标志着"丽"观念的初步形成.魏晋曹丕、陆机对文体及其体貌的辨析标志着"丽"观念的深入.南北朝时期,以刘勰及其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为代表,对文学形式美有了全面深刻的探讨,标志着"丽"观念在文学自觉中臻于成熟.     

"诗言志"与"功成作乐"

诗是周代乐制中乐的表现形态,属于乐的范畴,故所谓先秦诗论都是乐论."诗言志"原本是西周礼乐理论形态中乐论的一个命题,是"功成作乐"的乐学观在"论乐及诗"时的不同表述."功成作乐"表现的是乐以功德为价值取向,"乐以道志"即乐以功德为表现内涵."诗言志"即"乐以道志",与"功成作乐"的核心内涵一致.作乐以功德为基础,故诗也以歌功颂德为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决定着诗只能言"志".言"志"于主体来说,表现为美、刺两个方面,即对功德的歌颂和对违德的讽刺,以保证和维护功德的实现.孔子的诗论,包括他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王者迹息而诗亡",还有<毛诗序>亦都是从"功成作乐"的理论发展而来的.     

"辞""赋"与乐府

汉人"辞"赋"之称,与"乐府"有直接的关系.乐府采楚地民间歌谣及文人作品,在朝廷配乐歌唱,作为制音协律的底本,故称"楚辞";同时它又可诵读,其诵读形式便被称为"赋".于是在今人看来,"辞"与"赋"在这里似乎被混同了.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新解

曹丕《典论·论文》所云“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长期以来被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新观念予以肯定。本文通过对曹文中“文章”、“不朽”等概念的语义分析 ,指出曹丕的文章不朽观与汉人一脉相承 ,主要重视的是能“成一家之言”的论著而非表达性情的诗赋 ,并无与今人类似的纯文学观念 ,因而也谈不上文学的自觉。当然 ,由于时代的变迁 ,曹丕的文章不朽观对于强化文章价值理论和文章体式多样性的认识 ,对于促进传统文学观念的多元发展 ,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论刘勰的文学发展观

刘勰从"宗经"(宗《诗经》)出发提倡复古,复古与通变相纠结,潜在地阐明了"文学退化观"与"文学进化论"相矛盾的文学发展观。这种矛盾折射出刘勰处理时代新变时的尴尬以及方法论上的混乱。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     

刘勰论楚辞二题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第一次将"骚"单列为一种文体,萧统的文学观显然受到刘勰的影响。《昭明文选》按文体编排,将"骚"单列,在"赋"、"诗"之后,位居第三。《辨骚》篇中由于刘勰的宗经思想带来了理论上的矛盾,并对楚文化及战国文化对楚辞的作用论述不足。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

"因声求气"理论主要提出者是刘大櫆,它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粹。其理论渊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是对孟子、曹丕、刘勰、沈约、韩愈、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向下又是对后来理论的开拓与奠基,特别是在桐城派内部,从姚鼐到方东树、曾国藩,再到吴汝纶、张裕钊、贺涛等,对之更是推崇备至,世代承袭。五四以后,朱光潜用现代理论丰富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并赋予其以现代学术形态,为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     

论《文心雕龙》原道、征圣和宗经的理论及内在关系

《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反映在《原道》至《辨骚》五篇中,《序志篇》称这些篇目为"文之枢纽"。其中《原道》、《征圣》和《宗经》三篇,关系密切,阐述执正之理,核心是阐明圣人根据道和上天意志制作的经书是文章的典范和渊源。因此为文必须宗法经书,故《宗经》是三篇的结穴所在。在这三篇中,刘勰阐明了对文学的起源和作用、文学的艺术思想标准这些文学问题的根本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情智兼得方为圣人--论王弼的理想人格

王弼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具有超拔的智慧而不滥用智慧,"圣人有情论"还圣人以正常人的生命情感和自然之性,把人格神还原为普通人.在树立"圣人"这一人格典范时,王弼将儒家的理想融人道家的自然,以道家的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家经学,形成其"内道外儒"的人格特征,在对经学的重新阐释中将道家推向历史的前台,掀起魏晋玄风,中国哲学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大的转折,对后世的文学、美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古文论中的“则天”思想

中古文论中有较明显的“则天”思想,这突出体现在论证过程和论证标准两方面。在论述过程中,不主要依靠逻辑推理,而是将所论内容与天象建立联系,通过证明自己的观点与自然界中的客观物象相符,来证明人事行为是“则天”而来,所以合理而不容置疑。在论证标准上,以是否符合天象或“与天互感”来判断作品优劣,能够“动天地,感鬼神”的作品是最好的作品。“法圣”和“宗经”都是“则天”的中间环节,因为圣人“则天”,而“经”又是圣人之言。这是古代“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在我国文论中的体现。     

我国古代语体理论略论

语体是语言的功能变体,是不同文体的语言特点的综合体系。我国古代语体理论丰富多采。语体理论始于魏晋,发展并成就于齐梁。曹丕首创语体研究的先例,刘勰论述语体最为详尽精当,成就最为突出。弘法大师研究语体成就也很突出,基本可以与刘勰相媲美。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