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行为何以发生?城镇化进程中“种房”行为演化的双因素机制研究

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种房”视为一种集合行为,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分析了政府干预与信息传播两种社会控制因素在“种房”行为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政府不干预和信息碎片化条件下,乡村精英的示范效应和意见领袖效应促进了“种房”行为的发酵。在政府弱干预和信息变异式传播条件下,政府行政干预中的规范变通行为,强化了村民对“种房”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偏差;信息的变异式扩散强化了“种房”收益预期,遮蔽了“种房”风险信息,从而使“种房”行为愈演愈烈。在政府强干预与信息还原条件下,“种房”的成本大于收益,“种房”行为停止。政府干预的迟滞性和信息不对称是“种房”这类集合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据此提出,农民“种房”行为的治理应着眼于强化用地规划的前瞻性、健全“种房”应急处置机制和强化“种房”治理规范的刚性。     

中国宏观信息、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考察中国宏观经济信息、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效果,结果发现：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收益基本没有解释力;而且,2001年7月前,货币政策对股票收益影响微弱,2001年7月后,货币政策对股票收益影响非常显著,扩张性货币政策有助于股价上升,紧缩性政策促使股价下降。同时,行业股价指数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对房地产、金融等新兴行业影响较大,对公用事业等传统行业影响较小。当前中国股市运行脱离了经济基本面,股市尚无国民经济“晴雨表”作用,但却与政策因素密切相关,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政策市”。     

避责型块内分割：新型城镇化下小城市户籍改革困境分析

户籍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改革难点被归为发展型政府遵从经济激励，偏重土地城镇化而规避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出。外部激励的归因难以解释同一政策执行的地区差异，为何部分经济发达的小城市也难以开放落户?江苏省A市的案例表明，地方政府在遵从发展逻辑之外，还受到避责逻辑支配，呈现“避责型块内分割”:户籍改革由公安部门主管，但涉及的公共服务和资源部门众多，尽管部门权责清晰，改革的成本收益分布却并不对称；发达小城市教育用地机会成本高昂，扩大学位供给的难度加剧，资源短缺下社会不稳定风险增加，教育、国土等部门“买单不吃饭”,缺乏动力承担开放落户带来的新增成本。地方政府行为不仅受纵向激励、还受内部结构的影响，在资源约束的调节作用下，同类政策执行力度出现地区差异。开放落户除了需要中央政府的纵向推动，还需要地方政府发挥能动性来调节横向部门间的成本与收益，扭转非主管部门的避责行为。     

关于欧洲型经济体制及问题的思考——试论“欧洲病”

本文认为，以西北欧国家为代表的“欧洲型市场经济”由于庞大的国有经济、较强的政府干预、过度发达的社会福利而患上了一种“欧洲病”，其结果是经济主体缺乏经济积极性，资源配置失当，经济低增长、低效率、高成本、高失业，缺乏活力和创新能力。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医治“欧洲病”的一种方案，但它又同欧洲型经济体制的平等、平衡、以社会政策弥补市场不足的观念相冲突，这种两难选择一方面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困难，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挑战。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程度探析

宏观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思想源远流长,既有增加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主张,也有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主张。“政府干预”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干预”与“干预净收益”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并存在一个最优的“政府干预”。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一直在调整“政府干预”程度以满足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历年的“政府干预”程度就在“最优干预”程度上下频繁波动。政府应当谨慎的决定增加或者减少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以使“政府干预”产生最优的“干预净收益”。     

高校扩招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我国高校扩招政策有很强的解释力。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引起了不少社会问题,政府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与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预期收益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而且付出了教育质量下降、教育有失公平、教育“返贫”等巨大成本。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收益是小于成本的。相对于公共部门的个人消费者来说,由于高校扩招带来的就业风险增大,作为经济人的个人在选择教育消费的时候,应该有成本与收益核算的意识,理性地选择消费。就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教育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应该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真正实现本质上的大众化。     

政府干预、煤企纵向一体化与并购绩效——基于社会责任观的经验证据

结合政府频频出台政策,鼓励产业并购整合的宏观背景,在构建纵向一体化测算模型的基础上,从社会责任观视角构建了囊括经济、安全、生态和法律四个方面的并购社会绩效评价体系,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干预对煤企纵向一体化进程及其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与煤炭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正相关;多数煤企纵向一体化中注重经济绩效和安全绩效,忽略了生态环保和法律绩效。通过分析不同产权的并购特征,发现政府干预存在“产权偏好”,且政府干预下国有煤炭企业并购社会绩效优于非国有煤炭企业。     

规制的困惑———规制政策的动态演变及其成本分析

政府规制的目的在于弥补市场失灵以确保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规制政策容易发生动态演变的特性降低了政府规制的预期效果,甚至会加大社会成本,这会违背政府规制的初衷。所以,有效规制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效率边界,以达到政府规制的预期效果     

试论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首次干预

美国政府对经济的首次干预始于进步时代。进步运动为政府干预经济做了舆论准备 ,奠定了群众基础 ;垄断资产阶级抛出的“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理论又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思想基础。政府干预经济旨在对垄断组织实施“公共控制” ,反对“坏托拉斯” ,调整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间的关系 ,维护公平竞争秩序。进步时代政府对经济的首次干预 ,标志美国经济体制开始逐渐从自由放任向政府调控的转变。     

产业结构调整与污染减排的演化博弈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污染减排的有效途径,运用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对产业之间以及产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结构调整与污染减排行为进行分析。博弈结果表明：无政府干预下,产业之间的结构调整选择策略主要与其收益有关,但在政府干预情况下,产业之间是否进行结构调整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奖励或处罚力度。地方政府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推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产业只有在利润大于成本时才会主动进行污染减排。     

政府微观经济干预的合理边界及其重构

威廉姆森范式关于企业边界的分析可以拓展到政府微观经济干预边界的分析上,政府并不是市场的“补集”,企业、政府的边界都是动态的,其他市场组织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我国的经济转型实质上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政府微观经济干预边界的重构不可能是独立的,而是一个和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协调的、逐步推进的“渐进”过程。     

试论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

区分了三种不同性质的市场失灵,明确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合理范围。但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政府在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弥补和匡正“市场失灵”的同时,也会出现“政府失灵”。进而分析了政府失灵的原因,提出矫正政府失灵的对策。     

"政策市"问题研究

中国股市带有明显的政策市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股市内在机制的不合理.政策市造成了股价剧烈波动,投资理念被扭曲,普通投资者的风险加大,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证券法规和监管机构的权威性降低,使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受到影响.为有效地治理政策市,必须调整政府在股市中的角色,纠正股市的功能偏差,加强股市的自律监管,强化信息披露机制,适时、适当创设股市衍生工具,从而促进中国股市市场化.     

外部性,科斯定理与最优产权结构

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相背离是经济社会最普遍的问题之一。解决私人的边际收益与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与成本不一致所产生的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庇古的政府解。罗纳德·科斯对此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认为帕累托最优资源分配 (在某些理想条件下 )可通过不求助于庇古的政府干预私下协商而达到 ,并且该私下解决方法独立于责任法规 (产权安排 ) (科斯定理 )。本文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 ,分别讨论了存在外部性时的社会最优解、竞争市场解、庇古解和科斯解 ,并给出了一个数字例子来具体阐述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     

心理账户视角下农地流转不畅的机理解释及其再造机制探究

农地流转是改造小农户并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农民普遍将农地流转给亲友邻居的行为并未完全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对此,基于心理账户理论解构农户农地流转对象选择的发生学机理。研究表明,（1）农地的产权属性导致农户形成农地心理账户,并根据交易对象的差异性,分割成熟人心理账户和陌生人心理账户。（2）根据心理账户的核算规则,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是因为收益（由即期收益和预期收益构成）大于损失（由显性成本构成）;转给陌生人是因为收益（由即期收益构成）小于或等于损失（由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构成）。为此,促进农地要素市场化的关键在于提高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或者降低损失。基于江西绿能公司的案例及“广东千村调研”的实证检验发现：以村委为主体,引入社会资本促进农地流转,帮助农户“土地入股参股”,搭建农地流转服务平台或集中流入农户土地再流转出去是促进农地要素市场化的路径。     

德国城市住房问题和政策干预的演进

中国现有关于德国城市住房政策干预的研究很少考虑到德国城市化历程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共同影响。对德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表明,早期城市化阶段其住房问题与住房政策干预初步萌芽;中期城市化阶段住房问题充分显现,住房公共政策占主导地位;进入晚期城市化阶段后,住房社会政策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但直到二战后的后城市化阶段,德国才最终凭借强有力的住房社会政策干预根除了住房短缺问题,并形成了富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住房体制。德国个案展现了城市住房问题及其政策干预的“工业化逻辑”与“制度化逻辑”,对21世纪中国开启以农民工为对象的城市住房社会政策时代有重要启示。     

中国股市的过度反应与“政策市”现象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现象体现了市场的运行效率和特征.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方法检验了中国股市对政策性信息的过度反应问题,针对中国股市的"政策市"观点进行了讨论.采用4个典型的政策事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对政策信息存在过度反应,市场尚未达到半强有效;与针对收益信息的同类研究结果相比,政策对市场具有更重要的影响作用,从而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     

政府成本的内涵设定与构成要素

政府规模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府规模成本与政府职能(权力)、公共支出规模正相关.政府运行成本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的政府运行成本与公用支出、职务消费密切相关;政府决策成本中的当前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沉落成本、风险成本和摩擦成本等各个要素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分析政府成本的内涵特点和构成要素,确定外延边界、描述相互关系,是政府成本绩效控制的必要的理论准备.     

我国市场、非市场缺陷问题研究

我国市场、非市场缺陷问题研究王宏远陈邦北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市场的失败”，即市场调节经济的盲目性、滞后性、破坏性等，并籍以强调政府的干预。但是，政府干预本身有多大成效，其收益成本关系如何，却被关注的很少。如何正确的看待市场与政府（非市场的典型代表）...     

论政府干预对国民经济效率的影响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影响主要体现在交换、生产、配置三个层面.政府对交换效率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能提高交换效率以及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但有时其后果与初衷会出现偏差.政府对生产效率的干预,可以使产业中各种要素的收益接近其边际产量值,避免要素之间收益率的过分拉大,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有时对真正的生产效率起到相反的作用.政府对配置效率的干预,可以保持产业间平衡,避免局部产业供需失衡造成的产能过剩,但这种干预会受到各种政治力量以及利益集团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