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机文论的创新思想与作品的拟古倾向

陆机论文于作品语言、 写作手法诸方面都标榜创新,而其自身创作却存在着严重的拟古倾向。陆机文学思想、创作 实践之间的矛盾与其人生际遇、创作心境有关,也是汉魏以来文坛拟古风尚的反映。     

论陆机散文的"宏"风格

<晋书>评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从"宏"与"丽"两方面来概括陆机诗文的风格.后世对陆机文风的评价,无论褒贬多从"丽"着手,而关于陆机散文的"宏"风格却少有人论及,本文意图深入文本分别从建功之企向、迁逝之悲、生命之思等三方面来分析陆机"宏"之文风,探讨陆机在散文发展史上的非凡意义.     

论鲁迅的文学精神

20世纪的世界文学,对传统充满挑战性与颠覆性,鲁迅的文学作品正是以疯癫的方式反抗着传统的可怕压力,质疑并颠覆着几千年专制形成的强势话语,从而高扬起反主流权力话语的文学旗帜。从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的眼光来审视,鲁迅作品必然是充满暴力和亵渎的"恶"的话语,正是在东方绽开的一枝恶之花。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是充满反抗暴力的,承担着人生大义的"恶"的文学精神,又是充溢着东方智性的写意的美的文学精神。     

论船山文学精神

文学精神是文化精神在文学中的体现。王船山的文学精神,乃是他所倡导的文化精神的一个部分,是他进行文学评论的主要原则,是他的文学理论体系的精核。从心理学上说,它也是促使王船山在垂暮之年开展一系列文学批评的内心驱动力。因此,探讨王船山的文学观,不可不把握其基本的精神。而要弄清他的文学精神,则首先要明白他所面对的文学现实,弄清他对当时主要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态度。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展开论述的。     

高蹈于肉身之上——严歌苓文学精神综论

本文通过罗列作家严歌苓的若干存在编码,把它们作为进入她的小说世界的钥匙,对严歌苓的精神特质作出整体把握与论说。作者重新梳理了严歌苓论题中常见的诸多概念之间的关系,如弱者、雌性,弱者的强大、雌性的包容等,将这一讨论整合为弱者·底层·民间的编码序列,将之归结为严歌苓的精神源流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一脉。作者还开创性地提出了荒谬感·魔幻感的观点,认为它们是严歌苓体味、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其文本的重要美学特征。论文还采用寄居者·局外人的视角,对作家爱情观的历程进行了梳理。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精神

文学作品的精神境界,是决定文学作品价值高低的重要因素。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之所以愈见萎靡,主要原因即在于内在精神之下滑。文学精神,主要指作品中的文化精神,具体包括国家时代精神、全球时代精神与人类精神三个方面。探寻相关精神内涵,提升相关精神品位,是中国当代文学能够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寻根文学"的精神谱系与现代视野

寻根文学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既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自然延伸,也是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阶段体现;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发现,也是启蒙话语的重新续接。虽然它的文化内涵和审关属性与其寻根宗旨存在偏离,但置于现代性视野中看,它是有着自身特殊的精神谱系和文学史价值。     

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文学应用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和治疗技术,它最初是从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治疗实践中产生的,通过逐渐地发展壮大,成为当前西方心理学三大门派之中的第二大势力。这种精神分析法开辟了无意识研究的新领域,无论是在新的心理学学科领域,还是在社会风潮和社会思想的产生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自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诞生,文学就成为了既是精神分析的文本分析对象,又成为了文学中的应用工具,创作者可以利用精神分析法,从而进行对人性以及人的精神本质的深度探索。本文将通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理论应用的分析,详细阐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方面的用武之地。     

论当代写作"个人化"概念的意义建构与中国文学精神传统

随着文化公共话语系统的解体和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文学创作中"个人化"的概念内涵业已发生明显嬗变.个人体验的偏执与私情欲望的泛起使不少作品在建构自我的道路上坠入泥沼.重新回溯中国传统文学的"形上"精神和人文情怀,可以为重构当下写作的"个人化"概念,澄清独立意志与反省认知、私人话语与公共精神的关系提供宝贵借鉴.     

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

西晋是赋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浏亮”与“清”,是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西晋赋论受玄学思维的影响,走向成熟与深化的标志。陆氏兄弟的赋学批评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诗与赋的分野;对声韵的重视,是促使永明声律说出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情的感发作用的强调,则是对汉代赋学批评奉“讽谏”为圭臬的彻底突破。在继承建安、正始赋学批评的基础上,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完成了对汉代赋学批评的反拨。     

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神性"艺术精神

“神性”作为沈从文湘西小说的生命意识范畴的支柱之一,是沈从文极力推崇和书写的艺术精神。“自然神”和“巫神”两位一体的神性空间使湘西世界成为一个“泛神”的世界。它的产生既是湘西“地域边缘”的自觉体认,也是“文化边缘”者生命理想的主观流露,彰显出对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和探索的文学史意义。     

同时反衬--杜诗的一种艺术境界

钱钟书先生从文学角度总结心理学中的"同时反衬现象",谓"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诗人体物,早具会心",此一现象可以向多个层面延展,古人面对现实,诸如阔大的空间、混乱的时代、特殊的境遇,而反观自身难堪的遭遇,反衬中的两极壮阔与渺小、贫苦与富贵、才高与命舛,由于一方的存在,另一方会更加凸现,或同时增加彼此的份量.探绎杜诗中"同时反衬"整合出的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境界,从而体味诗人经营诗艺的苦心.     

论萧军延安时期的创作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继承

萧军延安时期的创作忠实地继承了鲁迅启蒙主义的文艺思想。萧军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鲁迅所倡导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利用杂文形式抨击生活中的各种落后现象;一是不畏强 权,始终不渝地维护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反对种种非文学因素对文艺的干扰。     

论当代浙商精神的科学内涵

人类精神的发展总是因民族、国家和地域差异,而表现出强韧的稳定性和文化多元性.浙江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浙商精神既传承与沿袭了优秀传统基因,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久弥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本文用史、论、实结合的方法从浙商精神历史文化基因、浙江精神的时代展现、当代浙商精神的现实内容以及浙商精神与浙江文化、浙江精神的内在统一性角度,从整体上揭示了浙商精神的时代特征、科学内涵和演进线索,展望了浙商精神在浙江转型升级、科学发展中的强大精神力量.     

鲁迅与《新青年》文学传统的创立

鲁迅对于《新青年》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主导建立《新青年》的文学传统,从而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厚重而富有时代特色的基础。鲁迅的登场使得《新青年》的议论出现了某种转型:由宏观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批判视野部分地转向具体的社会文明和现实批判问题,并直接引起了《新青年》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关注。从文学体式的建立,相当的文学成就及其标志性影响看,鲁迅是《新青年》新文学传统的最光辉的体现者。     

文学的意义和“意义剩余”

意义是阐释的产物。文学不仅具有意义 ,而且具有“意义剩余”。“意义剩余”是文学阐释所获得的理性意义之外的涵义 ,包括以感性化形式出现的非理性的原始体验、原始欲望 ,它对理性意义具有解构作用 ;还包括超理性的审美体验 ,它超越了理性意义。文学的意义和意义剩余的总和才是文学内涵的全部     

陆机为太康之英新说

陆机为太康之英的评价本出自钟嵘的《诗品》,但是有不少后来的论者不同意此说,或认为潘岳胜于陆机,或认为左思胜于陆机,总之,太康之英的桂冠不该属于陆机。这场学术公案已历千年而至今未决,近年竟有人著文要把太康之英的桂冠冠给左思。笔者认为,其实,不管是从人格魅力、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还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来看,太康之英的桂冠非陆机莫属,钟嵘对陆机的评价实为千古定评。     

“警角之声”与“华亭鹤唳”——论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之关系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鲁迅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

对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同时与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芜杂性"直接相关。鲁迅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是在与这种"芜杂性"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体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