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

魏晋时期,尽管九品中正制已成选官的主导,但承自汉代的秀才孝廉察举制度依然存在。魏黄韧二年定制郡国口满十万岁察孝廉一人,西晋未见变动。晋太康中口约1616万,则年举孝廉约160人左右。又太康中19州,年举秀才约19人,加上“八公”所举,年约20余人。合计秀孝年举约180人左右。共数量不可谓小。更重要的是,虽共时由察举入仕者也必须经中正品第,因而形式上也被纳入九品中正制的制约之下,但它仍然具有与九品中正制度不同的选官标准、作用与倾向性;并且,魏晋南北朝中察举制度在不断变化,最终成了科举制度的前身。所以,对此期察举制度的研究是颇有意义的。本文便准备从其任官及其与中正品第的关系这一方面,对魏晋时期秀孝之举在选官体系中的地位,加以考察。     

试论东汉举孝廉制度的利弊

东汉仕进之途分为四类:一、察举;二、州郡吏;三、任子;四、太学生。举孝廉系察举常行科目之一,为当时读书人仕进的主要途径。本文拟就这一制度的利弊作些粗浅的分析,仅供读者攻错。孝廉之举,始自西汉,《汉书·董仲舒传》云:由董氏建议而实施。据元朔元年(前128年)武帝诏文“兴孝举廉”(《汉书·武帝纪》),及有司奏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同上引)等语可知,孝与廉本各为一科。再证之以《汉     

试论东汉魏晋的选举标准

汉代的选举制度古称乡举里选,主要是察举和征辟,到了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选举标准也有所不同。本文试探讨东汉至东晋各时期的选举标准,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利弊得失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东汉的选举标准 东汉的选举标准基本上是沿袭西汉。《汉旧仪》载有汉武帝元狩六年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之事。东汉亦以四科取士。光武帝诏曰:“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     

汉代的选官制度(续完)

五、考试两汉的察举与考试是相辅而行、相互为用的。察举加考试,这是汉代选官制度中的两个重要的步骤。察举之后,是否选得其人,还需要经过考试,而后始能量才录用。因此,无论是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还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才,到中央之后,均须经过复试。另外,公府与州郡辟除之士、三署郎官、博士以及博士弟子也要依诏令规定进行考试。考试的     

东汉诏除郎初探——以荫任除郎与上计拜郎为中心

诏除郎是在制度规定的拜郎之外,由皇帝临时特诏拜除的郎官。东汉官吏荫任子弟为郎非硬性规定的例拜,而是由于皇帝临时性的恩拜或特诏拜除,与西汉的任子制有异;皇帝从上计吏中拜郎与否,也全凭自己一时之兴,"一切之诏",没有一个制度化的规定存在。因而东汉的荫任除郎与计吏拜郎均为诏除郎。诏除郎体现了皇权在郎官外朝化过程中力图保持郎官家臣性质的努力,它的存在使三署中形成了诏除郎与孝廉郎的区分,其背后的根源则来自于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博弈。     

王符的人才观

<正> 王符(约85——162)①,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东汉后期进步思想家。王符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政权急剧衰落的时期,朝政非常黑暗,吏治极端腐败。一首民谣揭露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②面对这样黑暗的社会环境,王符“耿介不同于俗”,隐居不仕,著《潜夫论》三十六篇。在这部著名的政论文集里,他从中小地主阶层的立场出发,“指讦时短,讨谪物情”③,对东汉后期的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政治     

唐代科举制度述略

科举考试制度肇始于隋,确定于唐,史料甚明。它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选举为主来取士的察举制有很大的不同,但就其内容脉络来看,又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隋唐科举制度中的学馆生徒当是汉代博士弟子员的发展,州县乡贡亦系汉代州郡岁贡的演变,至于制举也是沿袭汉代的诏举而来。唐代科举制度就科目性质区分,有文科、武科(亦称武举)之别,而以文科为主。就开科时间区分,又有岁举和制举的不同,而以岁举最为重要。岁举大体每年进行一次,有时也有以米贵或其他原因而暂停一、二年的。故又称“常科”。岁举考生来源于两个途径:由各类学馆从在馆学生中选拔举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生徒”;由地方州、县从在家自学的士人中选拔举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乡     

“骨勒茂才”解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文与汉文对照的词典,作者署名为“骨勒茂才”,一般认为这四个字就是作者的人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茂才”二字并未作为正文直书於“勒”字下,而是两个较小的字,旁跨在正行右侧,颇似汉文落款的谦称格式。“骨勒”二字连书,由此可见,肯定是人名。查“茂才”二字,自汉代以来便把具有优异才能的人称为“秀才”,这个称号历代封建王朝常用来作为荐举的科目之一。后汉光武帝名叫刘秀,为了避讳,当时曾改“秀才”为“茂才”。到了唐朝初年仍置秀才科。北宋则设有“茂才异等科”,再改“秀才”为“茂才”。《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页三六四七载:“仁宗初,诏曰:‘朕开数路以     

“举秀才 不知书”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这是《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的一首反映汉末即桓帝和灵帝时用人方面名实不符的童谣,意在鞭挞当时的政治腐败现象。     

论刘秀罢兵的几个问题

<正> 东汉初年,刘秀精兵简政,先后罢郡国兵和边地戍卒,压缩中央禁军,《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建武七年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三十二年,“诏罢边郡亭侯吏卒”。《百官志》载并西汉京师八校尉为五校尉云;“中兴省中垒,但置中侯以监五营。胡骑并长水,虎贲主轻车。”与此稍前,又省内郡都尉,《百官志》云:“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刘秀的上述措施对东汉兵役制度有何影响?目前的有关论著大多认为刘秀废止了西汉的更戍役制度即废止了秦汉以来的役龄男子轮番做卫士、戍卒、郡兵     

略论宋代的明经科

“明经”一词,原为明于经术的意思。司马迁在《史记·儒林董仲舒传》中,有所谓“明于《春秋》”的记载,实肇明经意义之端。东汉初年卫宏所撰之《汉官旧仪》卷上载:“刺史举民有茂才,移民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明经一词,才见于史册,由此亦可推知其正式成为取士名目的时间,大约自西汉武帝始。在两汉历魏晋、南北朝到隋代的七百余年间,明经一直与秀孝齐名,是重要的荐举名目,得举者甚众,成为士人跻身仕途的主要途径之一。     

《红楼梦》对封建官僚的揭露和批判

在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官僚制度的腐败,官场的黑暗是始终存在的普遍现象。这是封建制度本身酿造出来的必然恶果。早在汉代就有《时人为贡举语》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诸如此类的谣谚,正是封建社会初期所谓“选贤任官”的真实反映。唐宋是封建社会里比较兴盛的时代,也出现过几个有影响的“圣君贤相”,但唐诗宋词中都留下了不少如杜甫所写的《石豪吏》一类的作品,讽刺和揭露当时社会里官吏的如狼似虎,穷凶极恶。元代的戏曲最为发达,除了“才子佳人”戏外,舞台上还有不少贪官污吏的形象。明清以小说著称于世,如《金瓶梅》、《聊斋     

反腐必反庸

什么是"庸"?《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有首童谣形容的最为贴切,即"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不学无术、全无策略,什么也不好。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董仲舒对策年代辨

一董仲舒对策年代涉及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由谁发起,以及当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之议由谁首倡。所以,历代学者对此颇多考证,然而迄今无定论,诸说纷陈。《中国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上的苏诚鉴先生《董仲舒对策在元朔五年议》一文,又创元朔五年(前124)说。但经认真拜读,发现其说似可商榷。今拟就此谈点浅见,敬祈苏先生及其他前辈教正。     

《涉江》非屈原作说辨惑——兼谈对有关屈赋真伪之争的拙见

屈原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政治上失败之后,写了许多不朽的诗篇以抒愤明志。他的诗作因为用的是楚声,故世称“楚辞”。对楚辞的研究在西汉即成为专门学问,产生了不少楚辞作家和研究楚辞专家。这种写楚辞、研究楚辞之风,至东汉而不衰。西汉大学者刘向受诏校理旧籍,根据所掌握的丰富资料,继《诗经》之后,编辑成我国另一部重要的诗歌总集—《楚辞》。刘向校书,著有《别录》。向死,其子歆也是西汉大学者,受诏继承父业,撮取《别录》的指要著《七略》。东汉大史学家班固撰修《汉书》,又删《七略》之要而成《艺文志》。《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此二十五篇必在刘向所编辑的《楚辞》中。东汉王逸穷毕生的精力研究楚辞,即用刘向所编辑的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     

采诗与删诗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简称《三百篇》或《诗三百》。关于王官采诗的说法,始见于《礼记·王制篇》: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其次又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食货志》及《公羊传》何休注。《礼记·王制》篇可能是西汉文帝时的博士所作。班固、何休都是东汉时人。近代有不少学者认为,汉人的说法都是晚出的,真实性不可能很大。我认为不能说汉代学者的说法是杜撰的。其一,远在汉代之前的春秋时代的《左传》襄公十四年,有下面一段记载,显然是汉人诸说的根据: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之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士     

矻矻又窜逐 骚怨更深沉——试论柳宗元柳州时期的诗歌

柳宗元谪官永州十年之后;即元和十年(815年)正月,被诏回长安.当他接到诏书时,悲喜交集,对自己能再度进京,很是兴奋,在返京途中,他写了好几首诗,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如《诏追赴都二月至霸亭上》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以仲春二月百花盛开的艳丽景象,衬托出自己心中的愉快和喜悦.但是,由于政敌的谗     

察举制研究的重大突破——读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在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展史上,不论从何种视角去考察,察举制都是极重要的一环。某些外国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功绩”。关于这一制度的研究,自古以来,便受到人们的重视,其著述之丰富,令研究者普遍皆有“题无剩义”之叹。针对如此“一个史学界业已深耕熟耘的课题”,阎步克同志知难勇进,“在前人论说的基础之上,探索这一制度发展变迁的线索和原因,及其政治文化意义”,撰成二十四万言的专著——《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以下简称《察》)。《察》书的成绩与特色,可归结为“新”、“全”、“精”三个字。新,主要指该书分析问题的角度新。长期以来,关于察举制的研究,大体限定在科目阐释考证、举主与应举者状况分析等方面,大量的工作是资料收集、考订和分类排比,充其量不过把资料搜寻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