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补偿基础理论研究

行政补偿是以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为前提的一种广义的行政责任.文章阐释了行政补偿的概念与特征,以及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探讨了行政补偿制度的历史发展与我国的立法现状,并提出完善我国行政补偿立法的若干思考.     

行政补偿范围的经济分析

财产征收、征用的行政补偿原则已经得到我国宪法的确认,但补偿的范围应该包括哪些行为和得到多大程度的补偿等具体问题则有待解决.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可以对行政补偿的范围作出更形象的解释.从行政主体对相对人侵权的原因来看,行政补偿应包括财产征用、特别限制、行政行为派生的效果等.确定行政补偿标准要兼顾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最大化,即行政决策者必须充分考虑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成本(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与效益(个人效率和社会效率),促使行政主体将公益成本内在化.     

我国大陆粮食应急征用补偿标准的发展及域外镜鉴

作为一种公益行政征用,粮食应急征用的补偿标准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我国《粮食法(送审稿)》确立了对执行粮食应急征用造成损失进行补偿的合理标准,对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我国应急征用补偿标准存在模糊不清、缺乏详尽规定、补偿标准低的问题,依据我国实际情况,应借鉴其他国家经验,采取完全补偿原则、扩大补偿范围,根据受补偿粮食财产形态的规定日期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     

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之重构

我国现行法对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性质的定位存在着误区,表现在将补偿问题定位为民事法律关系.这种误区是导致补偿问题复杂难解的深层法律原因.拆迁补偿关系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拆迁补偿性质为行政征收补偿,政府才是真正的补偿义务主体,政府应直接对被拆迁人承担补偿义务.拆迁补偿应以公正合理补偿为基本原则,尽可能全面弥补当事人因公共利益而遭受的实际损失.仅就补偿标准而言,公正补偿应体现民法精神,但不可将其与民事赔偿简单等同.     

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原则定位的厘清、反思和调整

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是以土地受限农户为补偿对象的行政补偿,结合规范及实践分析,补偿原则现行定位为相当补偿原则。然而,在补偿原则定位不准确的情况下,在实际实施中相当补偿原则面临诸多问题,其表现为：从补偿目标上看,相当补偿原则强调“形式公平”,偏离了全面补偿受限农户的目标,没有覆盖农户实际的生产损失。从补偿范围上看,相当补偿的范围和土地增值收益相抵触,无法涵盖土地增值收益损失。从补偿功能上看,相当补偿原则制约限权功能的实现,难以有效回应风险预防的任务要求。相比之下,完全补偿原则契合“实质公平”补偿目标,补偿范围包含土地增值收益,并能充分发挥行政补偿的限权及规制功能,符合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的应然定位。为扭转补偿困境,应当制定《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将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原则定位调整为完全补偿原则。     

我国现行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的缺陷与对策

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在补偿适用原则与具体操作标准、补偿范围、补偿方式以及补偿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缺陷.因此,我们应在拆迁立法中尽快明确公平补偿原则,在立法上规定对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设立独立的估价委员会,明确行政机关作为补偿责任主体的地位.     

论行政补偿的原则

我国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改尽管规定了补偿条款,但却没有确立补偿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实际操作。要完善行政补偿制度,除了在宪法层面上明确公平补偿的原则外,还应该在补偿的一般事项上诸如补偿的范围、标准、方式、资金和程序等方面确定一些具有针对性的一般原则。为此,应由行政补偿基本法在一般事项和领域规定一般补偿原则,由单行法律、法规对具体领域和事项规定具体标准和程序。     

关于行政征用补偿问题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行政征用及行政征用补偿的原则、我国现行行政征用制度的现状等问题研究,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征用制度的若干建议:科学界定公共利益、制定公平的补偿标准和行政征用程序,并完善合理的事后补偿机制等。     

行政补偿基本理论评析

行政补偿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但在我国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家尚未制定统一的法律加以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对行政补偿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建立和完善行政补偿制度,已成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行政补偿概念、性质、理论基础的探讨,试述行政补偿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     

我国生态补偿基金的法律性质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补偿条例》相关框架设计

我国应采用公法上的财团法人模式建立生态补偿基金,以实施生态补偿中货币补助方式的直接公共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补偿条例》应构建行业性生态补偿基金、专门性生态补偿基金与综合性生态补偿基金相结合,地方性生态补偿基金、区域性生态补偿基金与全国性生态补偿基金多层次组成的生态补偿基金体系。生态补偿基金的内部组织机构一般应包括运作机关、监督机关、审核机关和收支审议机关,并明确其各自基本职能。应建立以财政拨款为基础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基金资金来源制度,财政拨款必须作为该类基金的基本资金来源。生态补偿基金法律制度还应包括基金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也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补偿条例》予以明文规定。     

简论我国行政赔偿的程序——兼议国家赔偿难，难在程序不完善

国家赔偿法的出台 ,昭示了“政府侵权同样承担赔偿责任”的法治原则。完善的国家赔偿制度是民主法治的标志尺和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然而 ,要切实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除了实体上明确规定外 ,还应当表现在程序上。程序是为法律所预定的实体权利而服务的手段。相对人不应只是被动地受到保护 ,而应当积极主动地保护自己。     

野生动物致损救济适用行政赔偿制度探析

野生动物致损采取何种救济途径直接影响着救济的社会效果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国内学者针对野生动物致损应适用救济途径的观点主要有:适用行政补偿,但需要完善该制度;直接适用民事赔偿;财产损害适用生态补偿,人身损害适用民事赔偿;适用行政赔偿.本文采用对比分析、社会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野生动物致损救济的基础理论、立法环境、社会救济效果和行政管理效率等方面的分析,对适用行政赔偿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     

试论环境侵权行政赔偿

囿于现行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行政赔偿制度,学界和实务界没有将环境行政赔偿与环境侵权行政赔偿区分开来,只关注赔偿因环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而造成的损害。现实中,除了环境行政机关之外,其他行政机关、国有公共设施等也可能通过环境介质损害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由于造成此类损害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因而存在行政赔偿的可能。完善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过程中,应对此做出回应。     

中国上市公司经营者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的激励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根据200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提供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上市公司经营者的薪酬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营者的年薪与公司绩效及公司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经营者的持股比例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最后,笔者建议采用股票期权机制来激励经营者,并健全与激励机制相关的配套措施;同时也要重视精神激励的作用。      

企业高管薪酬理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研究,学术界逐渐形成了"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两种思想流派,综观现有文献,不同组织如何根据薪酬影响因素并结合高管类型选择适合的薪酬理论,并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对此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在影响薪酬的因素中,能够用业绩直接或者间接衡量的因素——绩效、相对行业业绩、相对市场业绩和企业成长潜力宜采用锦标赛理论,不能用业绩直接或者间接衡量的因素——行业、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宜采用行为理论;公司高管类型中,能够用业绩直接衡量工作成果的市场型高管和项目型高管宜采用锦标赛理论,不能用业绩直接衡量工作成果的其它类型高管宜采用行为理论。     

国家赔偿法基本原则刍议

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已颁行十余年,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日益显现出缺陷与不足。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立法理念落后、基本原则缺位。应将修订国家赔偿法、改革和完善国家赔偿制度的突破口选择在基本原则的革新上,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国家赔偿的相应制度。     

试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是对人身侵害进行精神抚慰的手段,如何掌握损害赔偿的标准和数额,是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进行确定时,首先要明确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然后在遵循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与该精神损害有关的各种因素进行认定。     

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

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结果发现,家族控制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超额薪酬;家族控制并没有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非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     

公益林生态补偿基本原则构想

法的基本原则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公益林生态补偿应首先确定基本原则来指导公益林生态补偿的立法及实施。文章立足国内原有公益林生态补偿的基本理念以及国内公益林生态补偿的具体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提出了确立效益原则、公平原则、利益权衡原则,利用者补偿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为公益林生态补偿基本原则的构想。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信息披露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信息披露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通过借鉴美国上市公司高管报酬信息披露制度,结合中国特殊制度背景,提出完善中国高管人员报酬信息披露的政策建议,以期促使上市公司建立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高管人员薪酬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