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尧臣“以诗代文”看宋诗散文化之端倪

本文例析了梅尧臣“以诗代文”的种种表现形式──“以诗代书信”、“以诗代日记”、”以诗评论诗书画”、”以诗代游记”和“以诗译文”，指出其特点是运用散文的笔法句法入诗，加重诗歌的记叙、议论成分，以使诗歌的内容和功能趋于散文般宽广。由此可见，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显著特点，在梅尧臣的诗歌中已露出了端倪。从这一意义上说，梅尧臣堪称“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是宋诗的“开山祖师”。     

扣“意”绘“物”理“线”练“辞”

托物寓意类散文，借写某种“物”．通过展现其的精神内涵来表达作者的态度情感．这就把事理爱憎“物化”．把抽象道理形象、生动化，因而易于让人理解，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与教益，但这类散文必须紧扣所托之”物”与作者”意”之间的联系，以一条明晰的线索和精炼含蓄的语言把文字组织起来。     

略论荀子的词义“说”、“辨”及其对后世训诂学的影响

本文对荀子的词义“说”、“辨”问题进行了探讨。荀子的词义“说”、“辨”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后世训诂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在研究中国训诂学史的时候，必须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柳公权的诗外之“意”

唐文宗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目长。”柳公权续后云：“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或者谓其不能因诗以讽。后苏子瞻为续之云：“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分四方。”亦未免蛇足，不知柳句正所以讽也。盖风之来，唯殿阁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凉，而征夫耕叟方奔驰作劳，低垂喘汗于黄尘赤日之中，虽有此风，安知所谓凉哉!此与宋王对楚王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从“邻女”意象看鱼玄机的爱情悲歌

鱼玄机是唐代一位著名的女冠诗人。在她的诗中,有两首诗皆引用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邻女登垣”的典故,她是借“邻女”意象表达自己敢于主动、大胆寻求理想意中人的新型爱情观以及对人生幸福执着追求的人生态度,这是女性意识和作为人的意识的觉醒。鱼玄机的诗中可读出女性独特的思想和灵魂,也是一曲曲包含着女性血泪的爱情悲歌。     

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论“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之异同

史少博在《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中撰文指出：为防止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误读，需要辨明“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的异同。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与“物本”、“神本”相对立，都凸显人的主体性，都以人为目的。二者的区别点在于：“人本主义”强调的是抽象的人，而“以人为本”强调的人是具体现实的人；“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人权，“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民的利益；“人本主义”只是以人为目的，而“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目的又作为手段。     

“比兴”与中国诗学意义的动态生成

“比兴”不仅是中国诗歌独特的表现方法，而且更是中国诗学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因此它可以作为描述中国诗学意义生成模式的基点。“比兴”意义的生成乃以它所具有的两个意义场之间的二元关系为出发点，通过“取类”、“取象”的方式实现的；两个意义场之间的张力互动在追求意义生成的动态性的同时实现了意义生成的丰富性。     

“辛派词人”称谓溯源

“辛派词人”是词史上一个重要流派．此流派称谓从最早的稼轩词风格指称“稼轩体”、“辛体”、“稼轩风”．到之后的“苏辛派”、“辛派”、“辛派词人”,呈现出循序渐进的趋势。从指称的变化过程看．它一方面反映出由辛弃疾所开创的这一独特词风渐被同时代人及后人认可．并在创作上体现出有意的推崇和仿效,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这一领域已愈来愈多地得到词学家的关注并在研究上取得成效。     

“事象”与“意象”的双重建构──论“艾青体”叙事诗

“艾青体”叙事诗的文本采用艾青最擅长的自由体，其内核在于对诗的抒情性的独特理解，它一改以往叙事诗重叙述而轻抒情的积弊，运用“事内与事外”、“写实与象征”、“概括与变形”三组互相交叉、渗透的技法匠意，建构“事象”“意象”多重叠加的叙事诗大厦，显得沉雄博丽，别具风采特色。这在八十年新诗史上乃属仅见。     

《西厢记》“主脑”之别论

李渔以“一人一事”为“主脑”的剧情结构理论，突破了戏曲“首重音律”的惯例，揭示了这一文体的基本规律及其艺术蕴藉。然而，李渔以之分析《西厢记》之“主脑”的“一人”为“张君瑞”，“一事”为“白马解围”的观点，却不尽合乎情理。其实《西厢记》所立“主脑”之“一人”当是“崔莺莺”，“一事”当是莺莺的“自主择婚”，并以此建构“许婚”与“望配”、“赖婚”与“私会”、“改配”与“团困”的三组二元对立剧情结构。     

纪昀评点《文心雕龙·明诗》之辨析

包括纪昀在内的诸多注家引《诗纬·含神雾》来注释《文心雕龙·明诗》的“诗者 ,持也” ,这不无偏颇。刘勰在此处惟言“发乎情” ,并没有纪昀等人所解释的“止乎礼义”之意。另外 ,纪昀批评刘勰《明诗》篇“四言正体 ,则雅润为本 ;五言流调 ,则清丽居宗”所论是“局于六朝习径 ,未得本原” ,但他因为没有考虑到近体诗的成熟是在唐代之后 ,而对六朝时的刘勰有明显的苛求之嫌。     

“太阳”意象与“葵藿”心态——建国后新诗的文化反思之一

在建国后迄至七十年代末的新诗中，以“太阳”意象象征毛泽东同志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直接的层面上，这一现象源于四十年代的歌曲《东方红》。这一意象为诗人们所认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潜在影响以及由此积淀的集体无意识的巨大作用，也同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个人崇拜心理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邓小平“三落三起”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启示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构成了他一生中最为独特、最为惑人的篇章，“三落三起”所蕴涵的思想和精神对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陶渊明归田诗的“静”

陶渊明在4l岁归田后所作的田园诗，历来备受推崇。而其后古人所崇尚的“静趣”在陶渊明的归田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体现，并成为其归田诗的基调。     

《郑风·褰裳》诗中“狂童”之所指

《郑风·褰裳》中“狂童”之所指,主要有郑厉公“突”与“淫女戏谑其所私者”两种说法。实际上,春秋时期还没有后世那种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思想,以上两说都囿于后世的尊君思想而未能得出正确结论。当时国人参政议政,大胆地批评当政者甚至国君之事颇为常见。根据春秋史事,“狂童”应当为郑昭公忽,此诗虽然看似民间情歌,但却不可简单地理解为男女私情之作。所谓的“淫诗”事实上往往与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或引用以影射政治,又或托男女之辞以言君臣之事。《褰裳》诗正是国人利用郑国当地通俗的歌谣形式来讽喻当政者,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佳作。     

“竹林七贤”之得名

魏晋之际,世道凌夷,文人风气为之一变。其始作佣者,当推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得名,最早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一则:“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该则指出,“竹林七贤”的得名在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此观点也为传统观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陈寅恪先生却提出新的见解,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竹林七贤”一语,当“先有‘七贤’,取《论语》…     

含“清真”要素的商标注册之分析

“清真”标示,作为一种宗教、民族的核心文化价值符号,承载了穆斯林严谨的宗教信仰和浓厚的民族感情,并因其独特的区分识别、产品品质保证、传播沟通功能被作为主要构成要素应用于申请注册的商标当中。含“清真”要素商标的注册申请人、构成要素、申请注册的类别、申请注册时间等具有明显的特征,含有“清真”要素的商标具有私权性,不应受到“清真”标志牌使用的限制,“清真”商标的私权价值也不能被行政权的公权价值所代替。     

“凌厉”与“幽眇”:金时习晚年长篇汉诗风格探究

金时习晚年汉诗创作在思想与艺术方面都步入了纯熟的阶段，主要体现为“凌厉”与“幽眇”的艺术风格。“凌厉”之风是动态的，诗人通过遣词、用韵、意象的使用等得以使之呈现。诗人注重外部险恶环境的描摹，通过视角的移动，奇险意象的植入，打造龙潭虎穴中英雄独斗的画面，达到令人震悚的艺术效果。“幽眇”的风格则通过抒发忧伤情感的音韵、多样的手法以及幽深昏暗的诗相表现出来。情感基调常是低落的，色彩往往黯淡，时间多在黄昏或夜晚，视觉与听觉的共存，都使得诗句流淌着沉静的忧愁。二者一道构成金时习晚年汉诗的独特风格。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成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雏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