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蒙元时期的西北土官

土官是世袭其职的少数民族首领。本文简要地叙述了西北地区土官设置的历史过程,并着重分析了土官的历史作用。其主要历史作用是西征东伐, 为蒙古统一全国立下汗马功劳; 平定叛乱, 维护统一; 屯田垦种, 赈饥扶贫, 为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作出一定的贡献。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黎族白沙起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黎族人民举行了一次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黎族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壮举，在黎族历史和中国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对后来琼崖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

研究青海地区土官、土司制度的变迁 ,对了解元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史具有典型解剖的意义。青海土官制度创始于元代 ,明代得到普遍推行 ,清代演变为土司制度。清代土司制度与明代土官制度大同小异 ,随着时代的进步 ,土司制度日益不合时宜 ,终于走向消亡。     

土官与土司考辩

土官和土司,是元、明、清封建王朝为巩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而采取的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统治措施,即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任用世袭的地方官。他们世守其土,世长其民,世袭其职,曾给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以深远的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其释义等基本问题颇有争议,《辞海》在“土司”条释文后说:“土官,见‘土司’”;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辞源》在“土官”条释文中也有“统称土官,也叫土司”之语,此为“土官即土司说”。杜玉亭先生不同意此说,他在《土官与     

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

本文论述了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笔者认为，土官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与蒙元时代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其特点主要有：重用土官，土流参治，土官民族成份复杂，中央政府对土官有任命权与处置权。蒙元政府通过土官加强了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论黎族服饰与其历史进程的关系

以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馆藏黎族服饰为研究对象,揭示黎族五个支系的服饰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与其历史进程有着密切关系,各支系的服装款式有一定的前后历史顺序关联。     

夜郎故地土司初探

古代贵州的安顺,是夜郎王统治活动的中心地区。嗣后这里为土司土官所统治,直至解放初期。 近几年来,安顺地区所属各县市陆续发现较为丰富的土司土官历史文物,为研究该地区土官土司的情况,提供了珍贵和可靠的物证。对于已发现的土司土官历史文物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不仅能够更正习称的“安顺历史是以汉族为主”的“正统史”的旧观念,而且对于夜郎研究和振兴安顺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安顺地处黔中腹地,历史上其地理地位十分重要,素有“黔之喉,滇之道”之称,是汉     

汉文视角下的古代黎族文献

黎族有语言而无文字,漫长的黎族历史主要依靠汉族士人的记载来追溯和重现。对古代汉文黎族文献形成的基本脉络、主要内容、作者群体等进行梳理和分析,既可以发现其史料留存的重要价值,也能厘清＂他者书写＂所带来的局限和偏颇。     

浅谈清末民初广西弹压制度

广西土司制度,经过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冲击,土司势力每况愈下,到了光绪末年,全省就只剩下43个土州、县、司了。为了把这个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革新改造,消除土属地区人民对土官的不满,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光绪帝采纳了广西巡抚张鸣歧的建议:停止土官承袭,暂由汉员弹压;选送土官子弟进校读书,学成择优承袭。由于社会动荡,政局不稳,这一办法不仅延缓不了土司制度的寿命,相反,它却象一副催化剂,加速了它的死亡进程,使土属人民提前卸下了土司强加的重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研究弹压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有助于我们对土司制度末期腐朽性的了解,和改土归流必然性的认识。     

黎族“合亩制”研究综述

黎族的"合亩制"是黎族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了解黎族早期社会历史,探讨我国原始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制定黎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参考。本文对大半个世纪以来"合亩制"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并进一步指出此研究现状的不足之处。     

宋代海南黎族和汉族的联系及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本文是岑家梧同志生前关于辽宋金时代民族关系史著作中的一篇。它从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方面叙述了宋代海南岛黎、汉族杂居的情况,介绍两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反抗剥削压迫的共同斗争,论证宋代海南岛黎族社会由早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发展,指出南宋时期是黎族社会发展变化的转折点。岑家梧同志曾任我院副院长,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在十年浩劫中含冤去世,一九七九年平反昭雪。此文由岑家梧同志的夫人冯来仪同志整理,我们特予刊载以促进民族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并表示对岑家梧同志的深切悼念。     

广西岑氏土官族属辨析

广西岑氏土官族属辨析谈琪广西岑氏土官的族属，民族学界、史学界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广亚冲氏土官是来自浙江的汉人；有人则主张最广西土著壮族。笔者主张后说，从为广的十氏士官是广西土著的壮族。如何认识岑氏土官族属，是如何认识Ｉ～西各民族源流发展进程...     

明代藏族僧官不属于土官考

"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是20世纪末提出的概念,此后"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的称谓被广泛使用。通过对明代藏族僧官与土官体系、运行机制、职能等方面的分析,阐述僧官和土官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隶属于不同的体系,享有不同的权力,担负不同的责任,具有不同的机构建置,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兼顾性,但这不能说明僧官就是土官。僧官和土官是两个不容混淆的实体概念。僧职土官是一个不存在的实体称谓。     

土流并治的典范--清末民初西双版纳土流并治研究

元明清以来,随着土司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相伴而生的土流并治政策也随之产生了.土流并治,即流官政权和土官政权同时并存,同在一个区域,土官、流官同时进行统治.在土流并治的政权中,以西双版纳地区最为突出.土官、流官共存,土官、流官共同治理政权,事无大小土官、流官共同负责,对西双版纳地区政令的统一、地方的稳定、维护边防的安全起过重要作用,是为土流并治的典范.     

试论广西土官与土民、家奴、土兵的宗法封建关系

探讨广西土官制度中的宗法形态,是民族研究、土官制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宗法形态在广西土官制度中的表现,主要反映在官族内部、土官与土民、家奴、士兵之间几个方面。本文拟对广西土官与土民、家奴、士兵的宗法封建关系进行研究。     

宋代提举官初探

宋代提举官创置于太宗淳化年间,真宗景德至英宗治平年间不断增多,王安石变法时期形成制度并有了较大发展,哲宗元符至徽宗政和年间专职提举官增多,南宋时期由于战争的因素,出现了军职提举官。宋代上自宰相府下至地方统治机构及军政、宫观岳庙等设置提举官者甚多,提举官的职能几乎涉及到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给传统的行政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专职提举官,容易责其成效,不仅在宋代行政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行政制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淤田司提举官在熙宁七年督责变盐碱地为良田５６００余顷,徽宗崇宁年间的提举学事官开明清时期提督学政之先河     

海南岛黎族妇女文身研究

黎族妇女的文身是黎族母系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古老的习俗,它反映了黎族女性原始的一种审美观念和宗教意识,曾在黎族社会里广泛流行。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文明的发达,这种风俗逐渐消失。然而,文身图案作为一种原始艺术,一种民族文化,是记载人类历史和民族历史的宝贵资料,应当认真加以研究。     

宋代黎族地区社会形态试析

民主改革时,五指山区的黎族社会被认定处于原始父系氏族公社解体阶段。但大量的史料表明,宋代海南岛边缘地带的黎族封建化程度已相当深,这说明古代黎族地区社会形态差异相当大,本文试图对宋代黎族地区社会形态进行剖析,以求得到指正。一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最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发展状况对社会经济形态性质有着决定作用。宋代黎族地区已零星地使用铁器。苏氏父子在咏黎族地区农事活动的诗中常有“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