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马》中的"陌生化"技巧

老舍在旅英期间写成的域外小说《二马》,讲述了来自"文明古国"的中国人在英国的一段饶有意味的生活故事。本文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对老舍的《二马》进行解读,认为在《二马》中,老舍对小说的语言、故事情节和叙事结构等进行了"陌生化"处理,从而使作品呈现出新奇陌生的艺术效果。     

创化传统融通中外——老舍与赵树理小说的“戏剧性”及其比较

老舍和赵树理小说之所以深受读者喜欢,与其对“戏剧性”元素的创造性借用大有关系.他们在小说情节经营上的戏剧性追求,一方面表现为适时设置假定性情境,激化新的矛盾冲突,使情节环环相扣、曲折多变;同时又注重渲染故事的传奇性,通过设计奇巧的情节或安插突转,以增强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感官冲击.在叙述话语上企慕“出口就响”的口语化、动作性,造就了其小说作品浅近通俗又生动活泼的戏剧性特点.老舍和赵树理还借鉴了传统戏曲的人物“亮相”元素,在主要人物出场时对其进行有选择的形象“拼贴”,成为其作品人物形象和性格达成生动鲜明的重要手段.     

赵树理运用熟语的特色

本文运用了统计和比较的方法，对赵树理小说的熟语运用情况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通过精确的统计数据来进行定量的分析，得出较为科学可靠的结论，还与孙犁、老舍和茅盾小说中的熟语运用情况进行了横向比较，从而揭示了赵树理在熟语运用上的特色：一、适应农民读者的文化程度，注重通俗化、大众化；二、体现山西的地方特色，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三、继承传统的行文风格，写人状物言简意赅。     

老舍小说的叙述学价值

对老舍高超小说技巧的研究,为建构中国叙事理论提供着基础.老舍整合了优秀的中国民间小说的细腻叙述、古典文学的篇章叙述和西方小说的叙事方法,丰富发展了叙事学理论.     

论郁达夫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的区别

通过运用现代叙事学有关叙事视角的理论,把叙事视角和人称有机结合,对中国传统小说及郁达夫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进行对比分析,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传统小说采用的是零聚焦的叙事视角模式,而郁达夫的小说则主要采用内聚焦的叙事视角模式。郁达夫在其小说中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视角模式的革新,奠定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边城》的传奇叙事——兼论沈从文小说叙事的“中国经验”

传奇是中国小说最基本的叙事模式与传统之一,也是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生成、发展的最重要的"中国经验"之一,本文即试图据此阐明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说《边城》是一个传奇;二是《边城》作为传奇叙事的基本模式是什么;三是《边城》传奇叙事的生成背景与动因,以及其中传奇叙事传统作为"中国经验"对现代小说叙事以及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科幻小说《玫瑰与蠕虫》的“二元合一”叙事

《玫瑰与蠕虫》是俄罗斯科幻作家罗伯特·伊巴图林获得多项俄罗斯科幻大奖的小说。小说给人杂乱无序、扑朔迷离、生涩难懂之感。之所以如此,经研究发现,小说整体呈现“二元合一”的叙事模式：小说的叙事空间呈现“异托邦”与“恶托邦”合一;叙事线索呈现明、暗交叉合一;叙事内容呈现二元对立合一;叙事风格呈现科幻与悬疑合一。这种叙事模式最终指向：在当今人工智能和网络科技飞速发展之下,对人类未来会面临的生存危机进行反思和预警。     

叙事结构史体化与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创

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结构是中国小说叙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历史演义小说开山之作《三国演义》叙事结构既源于史传文学,又在承传中进行开拓,它所构成的叙事结构史体化模式,标志着历史演义小说的确立。     

《小二黑结婚》:个人化叙事与主流意识的整合

本文认为，个人化叙事与主流意识的成功结合是《小二黑结婚》获得长久生命力的关键。而此结合的成功，又有赖于赵树理对传统资源的创造性继承与转化。为此本文从小说技术的角度对此论点给予了充分论证。     

试析后现代语境中的叙事艺术——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为例

论文从非线性结构、叙述人称、叙述的自我反思等角度对卡尔维诺小说叙事艺术进行研究。非线性叙事模式表现为文本中情节与时间的无序,人物和情节的有意淡化;富有创造性的叙述人称丰富了故事的表现力,而元叙事策略挑战了故事的可靠性与真实性,颠覆了传统小说艺术原有的模式和规范,向人们展示小说的虚幻性。从注重作品的内容及意义到注重作品的叙事结构,是叙事观念的深刻变化,而后现代语境中多元化、不确定性思想则是这种独特观念的形成原因。     

论唐代贬谪文学创作的情感内容

对唐代贬谪者来说,以反映其贬谪处境与谪居感受及心路历程为内容的贬谪文学创作,是他们渲泄内心骚怨情感,表达谪居心态的一种常用且主要的方式。特别是在对屈原生命遭遇及情感反应的理解与认同、对朝阙的迷恋、对自己道德品格的清白自认、对自身生命现状与生命前景的忧怀、对小人的讥刺批判、对超越现实苦难及骚怨消解方式的探寻等方面,是他们在贬谪文学创作中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和在文学情感生成与表达上的相通之处。     

苏州市外来农民工维权意识调查

以苏州农民工群体为对象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和报酬待遇等权益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而农民工害怕失去工作机会,维权成本过高,维权知识缺乏以及维权意识淡薄等因素制约着农民工维权意识的提高。因此,我们应当唤醒和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为维权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真正改变农民工群体权益受损的状况,实现其向现代市民群体的转化。     

大学生能力认知差距及其培养研究--以重庆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为例

高校是旅游产业人力资源的培养基地,学生的能力是检验旅游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尺。通过对重庆市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及其培养者、使用者的调查发现:学生及其培养者、使用者对学生的能力培养期望、学生实际能力的感知水平以及3者对学生的能力培养期望与实际能力的感知水平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差距的根源在于3者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对高校培养目标与教育环境的认知偏差以及生活阅历、知识经验的差异。要缩小差距,高校需要及时修正培养目标,使3者的期望保持合理的水平;切实改善教育环境,调整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实际能力。     

《呼啸山庄》中的“亲和力”

《呼啸山庄》中男女主人公不同寻常的爱情源于主人公彼此强烈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产生的源泉是大自然与主人公的孩提时代。亲和力的发展使成年岳的主人公命运相联。彼此不可分离．他们反叛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希望借助死亡来实现爱情的完美。最终导致毁灭性的结局。     

人力资本：农民工城市社会整合的根本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实现其城市社会整合的根本。职业技能与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工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就业竞争能力,改善经济地位,奠定城市社会整合的经济基础。法律意识的增强有利于农民工理性维护权益,适应从机械整合向有机整合的转变以及进行自我规制,从行为模式上融入城市社会。职业道德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则是农民工城市社会整合的文化基础,有利于形成职业认同和主体意识,从精神上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与现代化。     

早期儿童钱币认知的发展研究

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儿童钱币认识的发展趋向是 :小班到中班 ,计算能力和钱币辨认能力发展较快 ,钱币面值比较能力稳步提高 ,而钱币兑换能力发展非常缓慢 ;中班到大班 ,钱币兑换能力发展迅速 ,而其他各项钱币认知能力发展较为平缓 ;大班到小学一年级 ,钱币兑换能力继续快速发展 ,钱币面值比较的发展有所加快 ,而其余各项的发展有所减缓     

说“禄养”——关于汉代官员养亲问题的考察

"禄养"是指官员以俸禄孝养父母。两汉时期,人们对禄养行孝的养亲方式非常崇尚,即使是那些淡泊名利的志节之士,在身处无力养亲的现实困窘时,有时也会迫不得已而放下身段,入仕求禄以求养亲。但是由于俸禄微薄,对于不少中低级官员来说,以禄养亲依然不易。不少官员为了便于行孝,往往会想方设法将父母迎接至就职地,此即"移亲就养"。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移亲就养并不容易实现,故有些官员不惜放弃官职以归乡终养。汉代已将"养亲"纳入官员的考核机制之中,但是总体而言,其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仍显粗疏。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人民性思想

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比较,发现人民性的主题是贯穿于他们的作品的一条共通的主线。并且人民性思想的形成都与他们的宗教思想密切相关,尽管二者在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方面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这种相似性是他们在各自的一生中对精神问题和道德问题探索的结果,也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得以不朽的原因。     

辽代制度文化的兼容与变通--基于契丹君主文化追求的考察

辽代9位契丹君主在文化追求上有共同性也有差异,共同性在于他们普遍重视契丹民族传统文化,因此,他们都精于骑射,而且在其国家制度体系中斡鲁朵制、部族制、四时捺钵制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崇拜多种神灵,对各种宗教持包容的态度;差异则体现在他们各自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所采取的举措,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学习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的文化追求致使制度建设和各方面的政策的调整具有兼容和变通的特点。     

归因理论在数学教学中的指导意义

该文首先介绍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并结合作者的实际工作,论述了归因理论对数学教学工作的指导意义。它包括:教师必须弄清学生学习失败的真正原因,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并不断使其体验到因具备能力并加上自身的努力后取得成功的喜悦;强调经过努力获得成功也是学生自身能力的体现。教师应努力使学生深信,他们所要完成的学习任务是很有价值的,能够通过自我控制达到最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