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治到法治: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不仅仅是一种名词的变化,更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建立在理性反思后的选择。人治社会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其表现出的三个特征在今天已经全然失去存在的土壤和理由;人治社会并非完全抹煞法的作用,只是法的作用从来都是受到各种限制的限制;法治与人治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特性决定法治对于人治的取代是一种必然的结局,是一种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中国社会语境下关系网的发生、运作和变迁

从关系网发生学的意义上区分,关系网具有原生性网络、交易性网络和创生性网络三种形式,与之相应的三种建构方式是文化建构、制度建构和技术建构。关系网的运作逻辑是一种交易关系,并追求成本收益比。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网之所以发生强大的效用,同关系网络所嵌置的社会制度环境有关,即国家威权主义和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根据不同的关系网形式,可以对中国社会关系网的变迁和扩展作出评估与预测。     

资源辨析：社会网视角中的关系网——关系网研究扫描

从社会网的角度审视关系网，进而对其在资源流动方面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对关系网的负功能作出客观评价，应该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研究方法。     

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人治统治的特征与根源探析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专制———人治统治 ,其主要特征是 :向上型的权力结构 ,“朕即是法”的权与法的关系 ,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超强度控制 ,以义务为本位的权利义务观。专制———人治统治的长期存在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思想根源 :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决定了专制———人治是与之最相适应的政治模式 ;森严有序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 ,是专制———人治统治厚厚的社会根基 ;主要强调礼治、道德教化和领导者的德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思想 ,是专制———人治统治深深的思想源泉。     

"综合为治"的法律传统与我国古代社会的和谐

“综合为治”的法律传统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法律中的综合为治包括:人治与法治结合,治官与治民统一,审判与调解并举。其中,人治与法治结合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治官与治民统一促进了家庭内部以及官与民的和谐,审判与调解并举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和谐。     

论关系网文化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影响及对策

关系网是由许多个人按照共同利益所结成的一个可标识、有功能的统一体。它没有正式的规章制度,在不可见的压力下运作。它是一种网络结构,与法制社会的“科层制”是寄生关系、包容关系。关系网文化产生了更为严重的腐败行为,造成集体腐败现象,形成反侦查网,诱发政府官员的期权化腐败行为,人们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关系网文化下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社会腐败问题。为此,我们要打破这种关系网,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民主建设,实行政务公开,加强廉政教育,提倡社会新风尚,从关系网这一层面解决我国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问题。     

对建国初批判"旧法观点"的历史反思

建国初期,对于"旧法观念"的批判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其中折射出的轻视法律体系建设的意识和人治思想,依然是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对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法律文化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加以批判地吸收.     

论资源配置原则在中国人际关系中的运用

从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影响及资源配置原则的角度出发 ,对现代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实质作了初步的探索 :除工具性关系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外 ,情感性关系和复合关系在很多方面均存在不等价交换的情况。其中 ,前者是中国传统美德的体现 ,后者是关系网的运用 ,是贵重资源与次等资源拥有者之间的人际互动     

黄宗羲民本与"治法"思想再研究——基于中西观念的比较

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法治思想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民本与人治观念,即便是被后人普遍推崇的黄宗羲,其思想仍然没有超出民本与人治的范畴.将其视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法治思想事实上是混淆了民本与民主,"治法"与法治的概念.通过中西两种观念的对比,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德治"思想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历代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不断强化道德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重视道德教化和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重德轻罚.传统德治思想的这种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政治与伦理高度统一的集权社会.家国一体,政权与族权结合,使得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到封建纲常伦理关系之中,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德治"走向"人治".     

“三个至上”与社会主义法治观

2007年岁末,胡锦涛总书记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政法机关应当坚持"三个至上"."三个至上"究其实质来说,是对社会主义法治观内涵的深刻揭示,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法治观与其他非社会主义法治观的本质区别,进一步重申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正当性基础和制度目标,有利于广大法律工作者树立辩证统一、统筹兼顾的法治观念,扎扎实实地在本质岗位上解决各种具体法律问题,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服务.     

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和"行政权”的讨论

"行政”和"行政权”是构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学者们加强对它们的研究,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自明的.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对于行政法学中的其它范畴而言,"行政”和"行政权”得到的关注更多,这种关注除了行政法学者之外还有行政学学者、政治学学者、社会学学者等.尽管学者们有关"行政”与"行政权”的认识有一定的共同性,但由于立足点、观察角度和方法的不同,这两个范畴在学者们的眼中又有各自独特的具体内容.在综述行政法学者关于"行政”和"行政权”讨论现状的基础上,我们也简要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政法传统与司法理性--以最高法院信访制度为中心的研究

中国历来重视最高法院的信访工作,但是信访实践与形式理性化的司法技术间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由于其存在具有深刻的政法传统背景,故在可预见的将来取消最高法院的信访制度是不现实的.不过伴随中国政法传统的变迁,作为政治参与形式、纠纷解决机制的最高法院信访制度,将会逐步纳入到现代司法的运行机制中去.     

“以德治国”对教育发展的启示

在肯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认为“     

基层干部“污名化”现象的成因及破解思路

当前,基层干部形象被误读,一些基层党员干部被“污名化”.其原因主要为:名目繁多的“一票否决”让乡村干部有时不得不得罪群众,责大权小、事多钱少没尊严,基层工作的辛苦与待遇不相匹配,维稳任务重等,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生态多元、多变、多层次,会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因此,要建立客观公正考核基层党员干部政绩的指标评价体系,优化领导机关与基层权力生态系统的体制机制,加强政治生态环境建设,从民主法治视角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基层党员干部也要在“污名化”的旋涡中自保自证清白等.只有把为民的思路变成群众的致富之路,把为民的实绩变成群众得到的实惠,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党员干部的公仆情怀,才能切实破解基层干部的“污名化”现象.     

论"三个代表"与依法治国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国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和落实“三个代表”,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先进的精神文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文化氛围和群众基础。     

浅析“先发制人”自卫权对集体安全制度的影响

集体安全制度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为宗旨,是传统国际法向现代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前国际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然而美国政府以“先发制人”自卫权为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体现,给国际社会增添了许多不稳定因素,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构成了巨大威胁与冲击,同时也为集体安全制度的调整提供了契机。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坐标：反思“兴亡周期率”

“兴亡周期率”是君主政治或“人治”所不能跳出的历史怪圈。民主政治或“法治”是对君主政治或“人治”的否定与超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是跳出“兴亡周期率”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和重要保障     

论柏拉图《法律篇》中"法治范式"的当代启思

“法治”是柏拉图《法律篇》中所倡导的“混合政治”的核心内涵,是一种将君主制的君主原则与民主制的民主原则相融合的新型的“法治范式”。文章在剖析柏拉图“法治”思想的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柏拉图法治思维对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思维启发价值。     

"想象的共同体"的解体--论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及"革命群众"的形象塑造

考察新时期文学对文革期间群众参加革命的动因叙述,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从政治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因政治信仰和实用利益考虑所作的选择;二是从民间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理解为群众在政治威压下为维持生存所作的无奈却智慧的选择,尽管这种民间智慧中不乏野蛮与残忍;三是从个体生命感觉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群众在身体遭受压制和奴役年代寻求张扬的方式,尽管抵抗中不乏变态成分。由此,将革命群众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加以解体,历史的整体性、逻辑性也由此被解构,进而通过对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复杂性的充分展示,呈现出正义与荒诞共生、崇高与无耻合一的美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