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现代效用

社会性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相对道德评价中的自我性道德评价,社会性道德评价是评价者对自身以外的他人、群体、社会进行的道德评价,因而承担着三个方面的任务。与其他有关人事的社会性评价相比,社会性道德评价具有大众性、随机性、不确定性、无程序性和无责任性的特点。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标准即各种道德规范;社会性道德评价的实有方式主要有暗评和明评两种;社会性道德评价在客观上兼有道德教育和社会赏罚两个方面的功能;社会性道德评价对人的导向效用,取决于三种社会条件,即是否是熟人社会、是否是一元文化和人们是否具有较强的道德感。由于传统社会具备这三种条件,所以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用高。而现代社会由于既不是熟人社会,也不是一元文化,所以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用呈下降趋势。不过这个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采取举措就能恢复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用。     

社会管理:“性质”与“内容”研究

社会管理"科学化",要求规范、准确地把握社会管理的"性质"与"内容"。社会管理是对"社会子系统"进行管理。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不同,社会子系统是人们围绕"社会性公共资源的供给与配置"构成的关系系统,人们期待"均等地"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期待"平等地"享有获取均等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规范性权利。"均等性、平等性"遭到破坏的结果是爆发社会冲突。社会管理的性质,是促进"均等地"配置社会性公共资源,"平等地"利用到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的规范性权利。通过这样的社会管理降低社会冲突发生的频度和烈度,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管理的内容,包括四个具体方面的内容。社会管理中必须完整对四个具体方面的内容进行考察,把握社会管理的状况,评价社会管理的绩效。     

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法理基础与进路选择

社会保险费率因应经济形势、人口结构和就业形式变化适时调整是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理性选择和社会保险机理运作的积极回应。社会保险费率的政策性调整会模糊社会保险财务自主的边界,会淡化社会保险人的权利内容,影响代际公平和制度的可持续性。在民生保障凸显重要的当下中国,有必要使社会保险费率调整回归制度本质,依循法治之道,助推社会保险法治之行。是故,社会保险费率调整应做到:一是明确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权利主体是立法机关,待条件成熟后调适为依法定要件自动调整,并授权中央政府发布;二是依据利益关系人参与机制和指数化的动态调整机制确定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幅度和频率;三是类型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对应建立适宜的补缺机制。     

论经济法的社会性

社会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调整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 ,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经济法的社会性体现在其调整对象、调整机制和法益目标上。经济法的社会性是通过确认自由、公平竞争和公正交易的规则以及确认宏观经济管理规则而实现的。     

德国社会保险法制之形成与发展——历史沉思与现实启示

德国社会保险法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楷模,19世纪末期德国开始社会保险法的创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以社会法治国为理念,开始编纂社会法典,此外,德国的社会法院制度使德国社会立法与司法形成良性循环。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     

国家建构的社会逻辑:从权力结构的均衡考察——兼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对社会权力的制约

国家建构不仅是政治权力集中和渗透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前者强调政治性权力载体的建构,后者侧重政治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的均衡、互相转换和制约关系。由于社会性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深刻关联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受到交往权力制约的社会性权力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与政治性权力形成均衡的制约关系。按照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国家建构既是政治性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合理化过程,也是社会性权力实现公平配置并获得认同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     

西欧社会建构论:理解科学社会性的新视角

西欧社会建构论在科学的社会性问题上提出了不同凡响的理论与观点，学界褒贬不一。社会建构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向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提出了严峻挑战，开阔了科学与社会互动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我们对科学认识真理相对性的理解。     

我国社会性弱势群体发展的五大趋势

社会性弱势群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研究当前我国社会性弱势群体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性弱势群体的发展呈现出数量日益增长、社会主要群体占弱势群体的比例增大、结构复杂化、年轻化、女性化等趋势。只有掌握当前我国社会性弱势群体发展的趋势,才能寻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救助弱势群体的有效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创新与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颁布是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它事关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值得关注。     

乡土社会型法官的社会性角色及其转型

法官社会性是基于社会要求、社会环境外在于法官而隐形体现的东西。从乡土社会型法官向职业法官转型是市民社会的要求,也是市民社会催生的结果。乡土社会型法官的社会性既包括风俗、习惯、人情等社会环境的影响和要求,也包括法律本身的社会性。基于乡土社会型法官社会位置的双重性,导致其社会角色本身也发生了冲突,其裁判艺术不是实用主义的,其司法风格也不是法官设计的本义。因此,基于市民社会建构的需要,应当进行理念和实践上的调整,这是一个制度性趋势。     

“社会”的构成: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

帕森斯提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现代社会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理论应该如何理解由个体组成的现代"社会"的社会性。通过考察格劳秀斯和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可以发现社会理论关注的"社会"概念是从自然法哲学的自然社会性概念基础上产生的,并在自我保存与社会性的张力关系中形成了个体与社会的二元概念结构,这一社会性概念的演进是理解从17世纪的政治哲学到20世纪现代社会科学思想变化的重要线索。     

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

新经济社会学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以广阔的经济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它主要由三个核心性命题构成,即“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和“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它在架通经济学与社会学,从而深化对社会的认识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价值理念及其缺憾——以《社会保险法》第20条和第21条为中心

旧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诸多流弊,《社会保险法》第20条和第21条是对旧制度流弊的修正.社会公正的规则要求,借鉴域外经验,制定《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细则>》,“孝文化”资源制度化,制定家庭保障社会政策,“精神赡养”制度化,将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直接用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     

社会性嵌入:从企业生产要素看社会企业模式的产生

尽管用市场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企业的特点,但社会企业和工商企业一样仍然具备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四种生产要素,只是这四种要素的使用和商业企业又有不同。在社会企业中,各个生产要素都同社会性因素发生关联,通过嵌入机制社会性因素与各个生产要素连在一起。而企业家才能是四个要素中最具有使能作用的要素,它能够使管理者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并在配置各生产要素时将社会因素作为一种创新性方法运用到生产过程中。正是通过传统生产要素的变革,最终引起了企业性质的改变,形成了投资型社会企业、就业型社会企业和地区资源中心型社会企业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运作模式。因此,社会企业是一种组织创新。     

嵌套性规则体系下的合作治理——政府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新视角

保障生产与消费安全、实施环境保护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又是政府社会性规制的基本内容.安全的生产场所、健康的消费与服务、良好的自然环境等公共需求,单靠企业治理或政府治理是无法满足的,唯有多方协同合作方能完成.本文在嵌套性规则体系的分析框架下,引入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合作治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路径与模式选择,探讨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如何实现合作治理,以及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契合,进而推动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社会质量的社会赋权理论及其对中国高质量社会建设的启示

在批判“社会性从属于经济增长”的扭曲发展中提出的社会质量理论，用构成性相互依赖关系的分析，对社会质量的社会赋权理论进行具有“理论连贯性”的讨论。它把社会赋权看作社会质量的核心及发展社会质量的政策路径，强调社会赋权在改善人的行动方式和行动系统，引起并维持社会变化的能动作用，形成了发展集体认同、培育社会主体性，以促进社会质量的社会赋权理论。借鉴这一理论，对我们开展以发展民生福祉、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基本内容的高质量社会建设有重要启示。     

“大政府与小社会”——街区权力组织建构解析

社区组织建构的宗旨是“小政府与大社会”，即社区整合与社区发展的现代化。而我国目前街区组织建构的任务是承载社会分化的大量社会性职能以及带有问题转嫁性质的政府行政职能，街区权力组织要在“单位制”趋于瓦解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基层政权，政治性目标优于社会性目标，成了“大政府与小社会”，其直接后果是社区的“虚拟整合”与社会形象发展现代化目标的难以实现。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年：变革与思考——兼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国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将行政、司法以及社会性力量联合起来，对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进行全系统建设的特殊实践。《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颁布近十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效显著，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远比过去复杂，仍面临诸多问题，宏观上包括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行政化与“碎片化”倾向，微观上包括规范供给不足以及与其他社会制度衔接不畅。鉴于此，未来我们要在法治思维下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立法开始，谋求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四大领域的一体化建构，充分供给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和谐统一。     

优化《社会救助法(草案)》:社会救助与侵权责任的衔接和协调

随着风险社会来临,大规模侵权、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大量存在。单靠侵权责任自身难以承担救济功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救助这一兜底社会安全网的作用。我国当前的社会救助与侵权责任衔接存在两者间衔接缺乏法律规定、社会救助基金立法滞后、社会救助法与社会救助基金关系不明确等问题。为了通过社会救助与侵权责任的合理衔接,实现二者的有效协调,一般的侵权责任应采取以侵权责任为主的补充救济模式,特殊的侵权责任需采用以社会救助为主的补充模式。同时还应完善社会救助基金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