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的关系,恰当地肯定它的历史功绩,指出建党过程中的     

遵义会议前后的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

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是必要的抉择。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第三国际加入条件》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有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等。中国共产党在加入国际之后,必须服从这些条件,就必须在国际的高度集中领导下进行中国的革命斗争。然而,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全盘执行国际的指示致使我党的事业遭到了挫败,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使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近代文化的演变与中国共产党的传统起源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立起来。同时,中国千百年所形成的民族传统在近代的发展和演化,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内在思想逻辑。经世思想的凸显、思想汇通的趋势、启蒙哲学的形成以及中国本土的政治理想主义在近代的滥觞,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淀了文化基础。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嬗蜕与传统学社向共产主义小组的演化,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带有较浓厚的传统色彩。近代传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具有儒家文化浓厚的泛道德主义色彩和张扬主观能动性等初始特点。     

近代文化的演变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传统渊源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同时,中国千百年所形成的民族传统在近代的发展和演化,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内在思想逻辑。经世思想的凸显、思想汇通的趋势、启蒙哲学的形成以及中国本土的政治理想主义在近代的滥觞,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淀了文化基础。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嬗蜕与传统学社向共产主义小组的演化,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带有较浓厚的传统色彩。近代传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具有儒家文化浓厚的泛道德主义色彩和张扬主观能动性等初始特点。     

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在中国土地革命问题上的失误

<正> 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的具体帮助下开展革命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如果撇开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孤立地研究当时中国的土地革命,就如同面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弄不清其来龙去脉。笔者仅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指导概况作以下粗浅的探讨,不妥之处,请大家教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创建自己的军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期望着一支中共自己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的诞生.在如何处理中共直接领导军队和维护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在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问题上,在这支军队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既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又有许多脱离实际,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等同志,在创建红军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系统地解决了红军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人民军队建设问题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既具有特殊意义,又具有普遍意义。由于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较为密切。从对共产国际的绝对服从到最终摆脱束缚,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认识和实践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共产国际的错误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1924—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的。这场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领导、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最终失败了。就其原因来说,是极为复杂的。然而,有两个重要因素却可以肯定。一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犯了错误,二是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我党所犯错误,主要表现在执行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共产国际的错误,则表现在大革命后期对中国革命主要给予了脱离实际的指导。那么,共产国际的错误对于我党所犯的错误起着什么作用呢?我们只有认真弄清这一问题,才能正确的、科学的和客观的认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更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其直按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大革命期间,我党还十分幼小,很不成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正>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和团结抗日的旗帜,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全国人民支持、配合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作了极大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就是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从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到抗日战争胜利,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     

马林与陈独秀的关系述略

马林与陈独秀的关系述略荆忠湘马林和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两位重要历史人物。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第一个正式代表到中国以后，其与陈独秀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代表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关系，并且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林于１９...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间和地点

关于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之前,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否开始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中,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在国外和港、台出版的一些论著中,出于他们个人的某种考虑,都否认在魏金斯基来华之前,中国国内曾有过酝酿建党的活动.有的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共产国际移植过来的"舶来品",在中国国内没有建党的基础;有的则过分强调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中国国内已经具备了建党的     

试析中国共产党初创时和莫斯科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既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又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资助下革命的.莫斯科的援助既出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需要,更出于新生苏维埃政权安全巩固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接受这种援助既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更是中国共产党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需要.从中共一大的“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到中共二大的“正式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和莫斯科关系的基调.     

重释"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的原因

"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尽快实现,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和策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和派出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形势变化的要求,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倡议下,"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并被赋予了多重的历史使命,其中心任务是服务于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     

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应负的历史责任

长期以来 ,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责任。但是 ,承担责任和应负历史责任是有区别的。共产国际是高度集权的指挥中心 ,是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密不可分 ,因而 ,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失败承担历史责任。     

程序弊端导致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

对于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大多学者认为“东方战略”是主要原因。其实，共产国际在整个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共同导致了其错误的形成。决策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对中国的情况把握不准，没有能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思考中国的问题，决策者不能够吸收各方面的正确意见。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共产国际代表将决策环节的争论延续到执行环节，增加了中国共产党执行的难度，甚至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混乱。     

南昌起义的国际因素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键性起义之一,标志着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在南昌起义的开始到结束都受到国际因素尤其是联共、共产国际的影响,甚至有些国际代表对于南昌起义的打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共产国际并不十分清楚当时中国的国情,但是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建设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和军队建设有很大的帮助,本文将就南昌起义中的国际因素尤其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     

论《共产党》月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一个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其对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运动进行了广泛传播.从积极层面来看,这些传播活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悟,加快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进程,为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从消极层面来看,则为中国共产党日后过于依赖共产国际和苏共,以及犯左倾错误埋下了隐患.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经过

1920年6月,在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创立了党组织之后,陈独秀在给北京党组织的信中,曾提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1921年1月,魏金斯基回国向共产国际汇报,路经北京,与北京支部成员座谈时,也表示希望从速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没有提出具体意见。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出的新任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到达上海。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的代理书记     

王稼祥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

王稼祥在长征途中,积极与毛泽东合作,促成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为毛泽东进入最高领导核心铺平了道路;在共产国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并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得以确立;延安整风时期,协助毛泽东起草文件,辅导学习,并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巩固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发展述论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体制构建有着完整的逻辑和丰富的内容。1921—1927年，在共产国际和党的早期领导人的共同指导下，党形成和不断加强了上级监督的监督方式，党的早期领导人的个人权威在党内监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中共五大至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作用十分突出，党在这一阶段设立了与同级党委平行的监督委员会制度，探索党内的平级监督。抗战时期，监督委员会被置于同级党委之下，上级监督成为主要形式，同时党探索了自我监督的模式。解放战争时期，为反对官僚主义，党的主要领导人还对开展党外监督和群众监督进行了探索与实践。这些监督思想及其实践，共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拥有铁的纪律的革命政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