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代背景、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为回应中国发展问题、应对全球各种挑战、完善全球治理而提出的重要理论,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深入阐述,其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解构和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倡导者与国际和平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回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年历程，从理论构想到实践生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理念，更是一个伟大的实践方案，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现代化具有同质化倾向、强权性缺陷，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同心圆”模式的现代化路径，走出了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实践困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西方国家在西方文明演进中内生出帝国文明,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蕴含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沿着“历史道路”“文明解释”“民族优越”“人性辩护”“社会论证”“理性标准”“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哲学基础”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在生成逻辑上是逐步演进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彼此理解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应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掌握了历史主动。     

生态向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及其路径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发展道路的自然延展,更是中国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气候)危机而作出的积极回应和庄严承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个向度的系统工程。随着传统发展范式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影响的日益加剧,生态向度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工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将越来越突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其他向度越来越具有限制性、支撑性和保障性作用。中国需要更加长远的战略考量和更加坚定的大国担当,可以按照“1—2—3”路线图从生态向度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根本基础,通过加强与美欧的气候和绿色合作以及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两条国际合作路径,通过全面落实《巴黎协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性生态环境(气候)治理三条全球路径,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更加坚实的生态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全球化理念与实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新时代全球化理念的高度凝练,也是中国推进引领全球化实践的具体体现。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的命题,是应对全球治理的课题,是开展全球外交的主题,是凝聚全球共识的议题,反映了时代变局下中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顺应、支持、推进、引领全球化的理念及思路;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引导全球化进程、治理全球化弊端、创新全球化实践、匡正全球化目标的重要实践。“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和平台,中国的全球化理念贯穿其中并得以落实体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向度、内在逻辑及新发展

人类已经成为最大共同体,为应对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困境,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通过纵向考察历史文明的演进,再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时期的价值取向及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必然性与不可解决的内在悖论,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回答这一“世界之问”的中国密钥。同时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逻辑的基础上,强调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行知合一的“践履逻辑”、汇纳百川的“思想逻辑”等内在要义。进而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新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征程”中的新发展。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认知与传播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参与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中国方案。绿色发展理念是在气候危机严峻、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时期驱动“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的重要依托。然而，在地缘政治格局重塑与国际传播语境嬗变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情势也面临挑战。而许多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海外媒体、海外学界、国际智库等不同类型的传播主体，通过权威性、大众化、学理性、专业化等不同特点的传播方式，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模式、意蕴进行阐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的认知与认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宣传工作必须统筹国内与国外两路资源，充分调动海外传播主体的积极性，发挥海外传播资源的优势，推动构建内外联动的全方位、多层次、持续化的中国理念海外传播体系，从而增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吸引力。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前提的解蔽

当代,“共同体”日益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得到了人们的较多关注。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独特性与超越性的呈现,不能仅仅限于思想史的梳理,更为重要的是对其思想前提的解蔽,也即对“类”的思维方式、“关系理性”和生产实践的解蔽。只有在深入挖掘这三个前提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异于其他“共同体”思想的独特性与超越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提供思想资源与理论支持。     

论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理路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实现即“真正的共同体”的追求,承载着其一生的奋斗理想。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并不是一经宣判就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实践历史过程。从人的生存状况为出发,马克思批判以往社会形态中个人与共同体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以历史观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揭示了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并没有实现普遍自由,而经过否定之否定更高形式的“真正的共同体”的联合形式,植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基础之上,是通过不断实践地改变和创新历史条件,实现的个人自由和共同体的辩证统一。重温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理路,对新时代全面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智慧,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面向世界百年大变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实践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     

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运用——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站在世界历史的交汇点上对世界之问的深刻回答,这一理念既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与转化,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在时代变局中灵活运用,具有丰富的哲学方法论意蕴。主要体现在：坚持唯物辩证法把握“两个大局”,科学运用矛盾分析法把握世界问题,系统分析法优化世界整体与中国部分,坚持人为主体的唯物史观关照人类命运,创造性运用理论与实践统一法促进世界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系统分析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运用,对于理解和把握这一理念的方法论意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天皇的礼物》中“慰安妇”战争创伤的多维阐释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文学界开始从人类整体出发呼唤和平、反思战争,并对战争中出现的屠杀、性暴力等创伤记忆进行研究。《天皇的礼物》作为伤痛记忆的文学文本,就呈现了“慰安妇”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被卷入战争并成为男性战争牺牲品的历史。文本背后,作家泰瑞莎·朴也从战争催生出的压迫制度、战争导致的人性扭曲、战争引发的生离死别等三个方面,对“慰安妇”的战争创伤进行多维度的文学阐释,以期将“慰安妇”的创伤记忆转化为人类历史共同的经验教训,进而警醒世人对战争和性暴力的反思。     

“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

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崭新的全球文明观,从人类历史高度积极回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内容,还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理论探索与现实回应。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深化“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渊源与文化底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遵循平等性、多样性、包容开放性、共享性的基本原则,依托中华文明,才能形成“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内生机制;只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才能构筑“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外在机理,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对世界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关于如何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认为,可从五方面系统构建其有效路径:创新发展为之提供动力之源,协调发展为之提供根本保障,绿色发展为之提供必由之路,开放发展为之提供必然要求,共享发展为之提供重要条件。只要世界各国能秉承这五大发展理念,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就一定能够真正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文化范式与历史逻辑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是对全球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种革新,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全新探索。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既是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也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有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致力于全人类参与的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导向,以包容互鉴的态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是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考,也是对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载着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辨,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价值引领。     

“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

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 ,一般可分为两种 ,即阶段说和反省说。两者不能截然分开。阶段说强调 :“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新时代 (后工业时代、信息社会等等 ) ,后现代主义是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而应运而生的理论。反省说强调 :后现代主义根本是为了批判当代西方的发达社会 ,特别是它的文化状态 ,以及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的认知范式和理论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在众多后现代主义学者中 ,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论对历史学的挑战最为明显 ,因为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述”已失去可信性 ,出现了“后现代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历史学的“元叙述”发生了危机 ,亦即有关完整的历史概念的说明、完整的历史知识都发生了危机。历史研究出现了“原子化”、“微观化”等变化。“后现代状态”论以及一般后现代主义的启示之一是 ,西方长期形成的历史一线进步的普遍观念和西方中心论遭到了极大冲击。西方学界的风向有了变化     

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建构研究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指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建构则是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过渡性桥梁。文章探讨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辩证关系，探析了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建构方式，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维审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命运与共、不可分割,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性。同时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性风险和挑战日益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刻审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挖掘其理论根源,厘清其形成的理论基石、文化底蕴和经验继承;充分理解其基本特征,把握其鲜明的人民性、创新性、互利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深刻领会其现实意义,把握其对中国和世界的重要价值,对科学认识及合理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其重大意义得到充分发挥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