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构建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传统社会的变迁及家庭结构的瓦解,法律与家庭的互动也有了新的发展,家事纠纷数量激增。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独立的家事诉讼制度,司法实践中对家事特别程序的探索尚属于起步阶段。从长远来看,基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和既有审判制度的局限性,我国有必要构建独立的家事诉讼特别程序,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导向,实行有限的辩论主义和积极的职权主义,并对立法模式、适用范围、诉讼主体、家事调解以及家事法院等方面作出规定。     

论现代立法中利益整合的原则

在现代立法中,法律是利益衡量的产物。立法质量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利益整合。利益整合的原则是立法的利益整合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规范,也是进行利益合理协调所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在利益整合过程中应当遵循人权保障原则、统筹兼顾原则及效益最大化原则。     

家事审判中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的路径——以大理州法院家事审判实践为例

家事审判关乎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涉及到家庭所有成员的利益,其中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理应得到特别的保护。家事审判中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的困境主要有: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与家长利益需求的矛盾、案件审理前家事调查的缺失、案件审理中子女意愿的表达困难及法院是否采纳的难题、争夺抚养权导致子女情感创伤、抚养费和探视权的执行难题等。本文结合大理州各法院侧重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真实案例,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提出家事审判中加强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的几点建议。     

论股东财富与利益相关者价值的最大化

长期以来,作为公司的目标,是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还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在公司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交替主导着企业。同时,它们也始终是经济界、法律界和实务界以及社会团体颇具争议的话题。是否它们就是非此及彼的、不能相互兼容?分析两种观点的渊源及其理论支撑,能从深层面更完整的评价其存在的合理性。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以效率为出发点,可以把管理者引向更加关注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     

论家事纠纷诉讼与 非诉讼协同解决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家事纠纷数量逐年递增,传统的家事诉讼解决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家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因其独特的功能作用,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考察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可以发现,对家事诉讼特殊程序机制的构建和对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培育利用是同步进行、协同发展的。结合我国国情,应当立足于家事纠纷的固有特质,一方面通过专门立法解决家事诉讼程序理念不适应实践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借鉴域外经验合理培育若干种家事非诉讼解决机制,并做好二者之间的有机协同。     

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与利益制衡机制研究

本文针对传统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缺陷,提出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及其理论模型,并进而论述了价值最大化条件下的企业利益平台以及利益制衡机制。建立在企业价值最大化基础上的利益制衡机制是市场对企业组织的内在要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确立可以更合理地解释现代企业运作动因及方式等基本理论问题。     

论城市拆迁中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博弈

本文全面分析了拆迁纠纷产生的根源和拆迁运作过程中的主要弊端 ,并以利益平衡的观点、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解决拆迁中的纠纷。在此基础上 ,对规范拆迁行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以期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找到利益的平衡点 ,既实现拆迁人的经济利益 ,又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保证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对离婚自由的限制——理论证成与制度设计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现代各国家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在该原则指导下,许多国家的离婚亲子法观念从传统父母本位向子女本位转变。当代离婚自由主义强调尊重当事人意愿,是现代婚姻的应有之义。虽然子女并非离婚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但离婚带给子女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过分强调离婚自由降低了婚姻的可期待性,已经影响了婚姻传统的"家"功能。离婚自由与儿童最大利益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国家亲权是儿童原则限制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国家、父母、儿童构建的新三方关系已经将儿童置于权利的主体地位。为了在家事案件中更好体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立法应尽快整合相关概念,注重儿童主体身份构建,在法律上明确子女的独立人格地位,避免子女在此类事件中的工具性角色。司法应审慎解决离婚纠纷,采取有效方式解决夫妻矛盾。     

论义务教育中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在义务教育领域中,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保障和维护儿童的受教育权,督促国家、社会、家长、学校履行义务教育职责的一项基本原则。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要求在教育过程中,视儿童为个体权利主体,并从这个角度来履行自己的义务;要求义务主体在履行其义务之时,必须从儿童利益出发,以儿童利益为本位,并以此作为处理有关义务教育中涉及儿童事务的准则。如果义务主体之义务行为会导致儿童不同利益的冲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应成为权衡、处理这种冲突的准则。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儿童权益与社会具体利益的冲突,准确把握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中最大利益的价值标准,促进儿童最大利益的实现。     

劳动合同立法与劳务派遣制度完善

我国劳务派遣的迅速发展，对于解决下岗失业人 员的再就业，促进农村劳 动力 跨省市有序流动，满足企业不同类型人员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劳务派遣就业在 我 国发展时间不长，相应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是空白，因此，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研究和 解决。本文对劳务派遣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正在起草的劳动合同法提出建议。     

子女监护权判决的司法偏颇与匡正

实证调查表明,在子女监护权争夺时父母的意愿直接影响监护权归属、机械的平均分配主义等问题。子女监护人确立之所以出现这些偏颇,直接原因是没有形成专业化的家事司法梯队,没有设定标准化的判断基准;深层原因是男权、父母本位思想仍然在无形中发挥着作用。要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需要在立法中明确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将自由裁量的原则模式变为遵循实施细则的准则模式,构建子女监护权评估机制,形成四维的判断标准,增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可操作性。     

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看《继承法》的修改与完善

联合国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次年我国成为该公约的签约国.该公约确立了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与涉及儿童的所有事务,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即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将该原则贯穿在各项立法中是我国应尽的公约义务.本文以该原则为视角,重新检视在我国继承法领域,涉及或可能涉及儿童继承权的几个尚有争议的问题,如继承顺序、代位继承、特留份、归扣制度、遗嘱信托等,以此视角,肯定或否定某个观点或许更有说服力.     

民事司法中利益衡量论的引入和规制

日本利益衡量论的思想基础起源于德国自由法学及利益法学并深受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影响,加之其特殊的背景,最后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利益法学派所主张的利益衡量.我国的司法实践在缺乏类似背景的情况下,应对利益衡量进行必要规制.利益衡量是否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适用方法以及属于何种法律适用方法？应如何规制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利益衡量的运用？前者属于利益衡量的方法论类型归属问题,从法解释学的整体角度等出发,利益衡量应属于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之一;对于后者,应从适用范围、适用顺序以及适用规则三个方面考虑,对其进行规制.     

离婚家庭儿童权益法律保障司法调查分析——以吉林省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离婚案件为例

调查选取吉林省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三个地区离婚家庭儿童作为调查对象,同时还涵盖吉林省三个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地区农村儿童父母子女关系状况及受教育状况,作为对未成年儿童权益调查内容的充实.集中反映了受访地区离婚家庭儿童在年龄结构、受抚养权益、受探望权益保护的现状.结果显示离婚家庭儿童权益正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已经逐步开始关注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将子女的意志纳入考量范围.因此,在当前我国法律制度条件下,从填补立法空白以及法律规范的衔接方面提出法律对策与建议,从而对儿童家庭权益的保障有所助益,不仅能充分节约立法、司法资源,也能开辟儿童家庭权益保障最便捷的途径.     

论公共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完善

目标群体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直接作用的对象,其利益表达畅通与否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目标群体表达意识不强、自利性、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和可接受程度以及政府对目标群体利益表达的消极对待等是制约目标群体利益表达的因素。完善途径有增强目标群体权利意识及表达能力、引导目标群体进行合理的利益表达、提高政府对目标群体利益表达的回应度、构建畅通、有序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     

论世界儿童立法的趋同化--兼对完善中国儿童立法的几点思考

法律的趋同化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世界性潮流.法律趋同化发展在儿童立法领域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历史阶段,即以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少年法庭法>为标志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和以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为标志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各国儿童立法的趋同化及其与国际立法的协调也是随着儿童立法趋同化发展而不断发展.中国儿童立法应顺应世界儿童立法趋同化发展的历史潮流,大胆借鉴和吸收国际上成功的实践经验,加快完善中国儿童立法的步伐;加快对现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和新法的制定,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培养专业的少年法官和儿童法律工作者.     

现代商业保险理念下保险利益原则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及社会对个体私权利的认可与尊重,现代商业保险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变革,与传统商业保险理念相比,越来越强调保险的投资性、信用性、自由性及社会性特征。传统保险理念下产生的保险利益原则的缺陷和不足越来越来明显,尤其是我国保险法关于保险利益原则主体、范围等方面的立法规定,已经严重不适应现代商业保险的发展趋势,迫切需要修订以适应保险市场发展的需求。     

论信用卡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与立法完善

信用卡诈骗犯罪是金融领域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在对其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的同时也应对信用卡诈骗罪与信用卡纠纷及其他犯罪的界限进行科学区分,犯本罪的数额标准及多次使用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问题与犯本罪的"其他情节"的立法完善对有效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活动将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