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生成过程与建构路径

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新时代如何建构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这是中国政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根据认同心理过程，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历经个体自我认同、内群体认同和共同内群体认同，个体自我认同是其基础，内群体认同是其纽带，共同内群体认同是其范畴表征。因此，通过社会化实现海外侨胞自我认同从自我到共同体的由内到外建构，通过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国家意志的社会传导，实现其从共同体到自我的由外至内建构，解决“我是谁”问题；构建多重互动网络，以个体间朋友(亲友、同乡等)角色互动为基础，获得内群体身份(民族身份),促进其内群体认同，解决“我和谁一样”“我和谁一起”的问题；以跨群体、跨地域互动为基础，促进其共同内群体感知相似性，建构共同内群体身份(中华民族身份),最终建构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解决“我为什么要支持现存政治秩序”问题。     

家史传承：明清南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自我表达——以明清土司族谱为中心

自明中叶始,南方少数民族土司大兴编修族谱之风,族谱文本较之此前王朝史官书写的“他者”叙事文本具有鲜明的“自我”叙事特点。本文从叙事理论出发,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解构文本的内容结构与生成逻辑,认为南方少数民族土司在书写族谱的过程中,通过官私共同书写、创新文本体例、寓国于谱的叙事模式,表达了政治、文化、身份认同等多层次的国家认同观念。在文本生成并流传的过程中,既培育了敬宗收族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又发挥了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更传递了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因此,土司族谱文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其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正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厚重历史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的边地逻辑——基于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汉彝同村共寨现象的考察

中国境内“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客观条件。同时，如何在普遍性的客观条件下，找寻相关经典跨族群关系建构中的历史演变特征、规律，进而在学理上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历史逻辑问题，应为当前学界迫切需要开展的一项重大课题。再则，普遍性特征的背后，往往是“点”与“面”的衔接性，是“边缘”与“中心”的整体契合性。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彰显，既需要内地中心普遍案例的量化支撑，还需要边地社会经典样本的质性论证。可以说，边地社会样本的客观存在，方能直接印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普遍性存在。在此背景下，云南省富宁县边境地区普遍客观存在的汉彝同村共寨现象，不仅在跨族群关系建构层面提供了混融共生这一内在共同体意识的形象学理载体，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地社会的客观存在提供了现实实践层面的厚重支撑。     

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被认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多元化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贯穿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过程。作为对国族认同危机的回应,文化－政治二元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西方民族认同研究,构建了一套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该话语体系中,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具有政治意涵的共同体,而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合,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族群却被认为可能给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发端于“文化转向”的边界建构范式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认同情境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话语。在边界建构范式中,民族和族群认同同属一个分析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间边界塑造的社会过程,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身份认同建构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认同情境论的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受到不同情境的制约。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性话语框架下的政治/民族－文化/族群的二元论,对我们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有启发意义。     

论回族精英群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现代化诉求

精英群体在民族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对民族社会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回族精英对现代化的诉求也随着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而与日俱增,这背后渗透着回族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努力:对民族身份在国家认同中的确认、发扬"家国与教门同构、同命运"的救国兴教理念、积极参与民族社会内部的整合。回族精英从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达着对现代化的诉求。     

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本叙事——基于滇缅边境龙安村景颇族家谱的解读

家谱是族群共同体社会记忆的集体叙事。近十来年,随着跨境民族“家-国”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渐增强,滇缅边境的景颇族开始了家谱修编。龙安村已印制的孔、刀、刘三大姓氏的家谱都将溯本同源和共有家园作为叙事策略,凸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体现了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基础的族群身份建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家谱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定版”的文化表征,而且激发了跨境民族自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源动力,呈现出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建构实践逻辑。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研究边疆跨境民族家谱现象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文化嵌入视角下个体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路径研究

文化具有民族性,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根基和力量源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身份建构和归属,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远根本,文化嵌入是培育中华文化认同的现实选择。个体文化嵌入通过与文化信仰、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实践等文化核心要素接触,实现个体的文化认同。它不仅需在历史和社会政治背景中考量,还要与文化濡化和文化适应的经验相结合。增强个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通过文化嵌入的外显和内隐路径。外显路径始于文化实践,通过优化文化环境,拓展文化内涵,扩大文化接触域,推进文化实践日常化,统筹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形成发展合力;内隐路径始于建构文化信仰和塑造文化价值观,通过提升文化认知,形成文化自觉,坚定文化信仰,最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文化认同。     

身份认同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群体认同意识,其深层体现的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从身份认同视角入手,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理解和实践推进。首先,凸显各族人民共有的中华民族成员身份、统一国家公民身份、命运共同体成员身份显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其次,消解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与次国家民族身份认同张力、消解国家公民身份认同与族裔身份认同张力以及消解各民族身份认同的排他性问题,展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价值;最后,通过系牢各族人民的共有身份认同纽带,增强各族人民的文化归属感、社会归属感和民族使命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方向。     

从“边地”到“一体”：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作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重要聚居区,其“边地”的文化属性具有典型的征候意义。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等长时段纵向讨论该地区的“边地”内涵,借由“边地”相关理论并围绕这一地区的“边地”历史、“一体化”进程与策略、“一体化”格局与状态等方面探究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能为“各民族共创中华”等主题提供参考,从而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生、发展、交融以及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从“自为”“自在”实体走向“自立自强”实体并且凝聚力、向心力日益增强的历史。     

逻辑、价值与实践：民族高校四史教育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思考

将历史教育与民族教育相结合是我党开展思想教育的宝贵经验,民族高校将四史教育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既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厘清二者的逻辑关系,找到四史教育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价值所在与实践路径。从时间向度看,四史的时间脉络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再走向自强的发展历程;从内容向度上看,二者在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根本问题上实现了高度的理论契合。本文将“五个认同”逻辑延展于四史教育的样态,内生认同的价值肯定与外化表达的行为自觉将目标性和合规性的统一不断循环建构,从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视角,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确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的结构性表达,在历史的回溯与实践总结中体现民族高校的办学初心和育人路径。     

“民族团结”命题的宪法逻辑及其展开

“民族团结”作为宪法民族权利的政策表达,是特定价值观和信仰的制度建构并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民族团结”命题一经提出,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展现了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程序民主与政治共识统一中的宪法逻辑.通过对“民族团结”命题的结构化分析,有助于厘清“民族团结”在宪法框架中的基本属性、思想源流、现实基础,把握其与整体国家观的辩证关系,进而设置不同方式促进其具体化、通俗化、实证化.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途径研究

通过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调查和原因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等方面都有待加强。因此,要大力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条件,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政治认同;要着力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自信;加强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认同,从而使其在培育自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担当起国家民族政策的宣传者,担当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的责任,带动少数民族群众广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繁荣。     

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形式及路径

十六国时期是各民族共创中华历史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主要有六种形式：一是相互吸纳族体;二是共同开拓疆域;三是协力发展经济;四是维系历史文化传统;五是丰富中华文化宝库;六是共育中华民族精神。各民族主要通过如下路径共创中华：一是追求“正统”与实现“一统”;二是强调“以德怀远”与“示之信义”;三是主张“迁徙胡汉”与“胡汉兼用”机制。各民族本为一家的族源认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三大认同基础。     

欧洲国家少数群体集体族群身份认定问题探析

“少数群体”的认定和承认问题,是和“少数群体”界定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个问题。在欧洲,对“少数群体”成员个体身份认定,逐渐认同了“自我认同”原则。而在集体身份方面,欧洲通常采取国家认定或承认的方式。不过,欧洲国家在认定和承认族群集体身份时,门槛过高、缺乏“识别”过程、主观进行族群归类、添加一些附加条件等特征或不足。对此,有必要将“少数群体”的标准区分为“核心特征”和“外在条件”,将“在族群、文化、宗教或语言方面有异于主体民族”“表达了维护群体身份的意愿”作为认定或确定少数群体存在的“核心特征”,而将“公民身份、居住时长、人口因素”作为“少数群体”存在的外在条件。“核心特征”可以确定“少数群体”的存在,而“外在条件”则作为少数群体获得某种特殊权利或优惠的资格。     

社群主义国家认同观视域下的西藏意识形态安全考察

现代国家建设包括“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与“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其中国家认同建设是核心环节。作为多民族国家,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危机会构成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隐患。西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依归,以维护国家统一、主权与领土完整、反对分裂为核心内容。相比于方法论上强调个人主义的公民身份认同理论,强调共同体公共善优先于公民个体自由的社群主义国家认同理论,可以为西藏地区国家认同建设提供“统一主权意识”应优先于“公民意识”的启示与借鉴,从而铸就维护西藏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固长城。     

祖先、认同与共同体——滇南彝族孔姓的姓氏选择研究

滇南"彝族孔姓"作为具有多重身份的群体,迁徙传说、祖先碑文和他们的"主体"实践,赋予了他们对于血缘和原生论的坚信与认知,而作为"他者"的地方传说和研究者,则更多强调他们身份和姓氏的建构性与依附性。本文结合上述两种观点和研究,从当地人的日常实践与互动出发,讨论共同祖先产生的情感纽带使他们超越原生与建构二元论,在身份上达成叠合认同或双向认同,从而促进共同体的建立。从过程论出发,彝族孔姓多重身份获得的历时性演变,从个体和群体层面反映多元一体的形成,阐述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千秋伟业正风华：中国共产党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百年演进历程

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奉行的“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与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始终践行“各民族都平等、自由地拥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新时期,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指导下,党将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实时地调整为：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强化“中华民族身份意识、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和国家认同”,同时保障“各民族都平等、自由地拥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构建起“一体多元”的国家语言格局,坚持“四个自信”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民性及其建设路径

“国族”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国族”的“民族性”与“国民性”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产物。中华民族作为现代中国的国族,也具有民族性和国民性双重特性。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通过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中华民族观念政治社会化和国民身份法治化过程形成的。忽视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就难以准确理解中华民族的内涵,无法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建设路径包括培育国民意识、强化国民身份,以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理念与方式的法治化等方面。     

媒介视域下西南边疆国家认同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

媒介在西南边疆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道路、书刊以及流动电影等媒介推动西南边疆国家认同从“自在”“自觉”“自为”到“自强”的进程，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成为形塑国家认同中无法忽视的力量，互联网中的共享性空间、共享性实践、共享性资源、共享性支持、共享性身份为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为此，可以从仪式、集体记忆、关系、生计等进路来探讨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强化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