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理念.分析了美好生活的内容,提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提出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层次结构和实现途径

本文通过词汇联想、词汇分类研究后发现,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结构可分为三个维度:个人物质维度、家庭和人际关系维度、国家与社会环境维度。通过美好生活需要测量工具的编制和社会心态调查发现,美好生活需要与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均有较高相关。心理健康、生活压力、社会公平感、政府工作满意度等社会心态指标都是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影响因素。     

美好生活、民生保障与劳动幸福权的最大化实现

美好生活是一种人人期待和向往的生活状态,但要使得这种生活状态成为一种可测量和可触摸的具体存在,则离不开劳动幸福权概念的出场和引入。美好生活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与当前阶段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幸福权。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幸福权,民生才能真正得到保障。这样的新型民生保障与传统的那种救济型、仁慈型、施舍型民生保障是完全不同的,它属于更加深层的民生保障。这样的深层民生保障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劳动幸福权理论上才能得到学理支撑。劳动幸福权是每个人皆拥有的不可转让的初始权利,体现的是每个人获得属人属性的天然权利。它既是一切合理性之合理的根据,也是一切不合理性之不合理的根据。每个人都需要在创造性的诚实劳动中实现劳动幸福权。     

论中国古典诗论中“志”与“情”的定位

中国古典诗歌，自“诗言志”理论提出以后，主要是朝着儒化的方向发展，其自身抒情的因素亦在这过程中一度受到了掩盖。但随着春秋“礼乐”的解体，其自身本具之“情”很快就得到了复活，并通过对“人性”的演绎，与“志”融合，发展成为“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能与中国古代社会特点相和谐的理论。     

系统创新的内涵、要素与机理

科技推动经济迅速发展在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创新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系统发展的阶段。有关经济与科技一体化发展的观点,科技创新的系统工程的观点,科技、生产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创新观点等,为系统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轨迹。通过对系统创新内涵的界定,可以探索系统创新与相关概念(创新模式)的区别及系统创新的要素构成,从而对系统创新动态机理进行分析。     

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多维内涵——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需要的三次表述看

一部新中国发展史就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待不断被满足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表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三次论断中均突出了"人的需要":"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物质文化需要""美好生活需要"。影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较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人的需要在内容和层次上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是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以及"物质文化需要"在需要主体上的丰富和需要层次上的提升,是社会需要与个体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有机统一。     

敬与乐——儒家的情感体验

礼主敬,已经是一个儒学通论。而孔颜乐道来自仁学,其情感体验主于乐。敬与乐,便是礼学和仁学分别的情感倾向。敬与乐不仅仅是统一的,而且是探索儒家终极存在的重要依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新时代少数民族美好生活的构建——基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价值观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灵魂,对于具有深厚传统民族伦理文化积淀和价值理性规制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履,其最为主要的问题在于必须以异常清醒的意识直面和破解社会发展中的难题,致力于解决道德失范和心灵失序,吁求确立优良的价值理性与健康的心灵秩序。少数民族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使灵魂变得饱满充盈的核心问题：属于少数民族的“现代性文化”是如何可能的?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坚信这样一个真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履过程其实就是少数民族公民性的养成过程。围绕此所展开的所有努力,关涉少数民族精神生活的安宁,关涉少数民族自己优良的“价值理性”信念的自主证成,关涉新时代少数民族的美好生活。     

“情”“道”分合与明诗的整体困境——以王夫之《明诗评选》为中心

文化心理决定了审美机制,所谓"一代之文学"必能反映某种"道始于情"的核心价值。明代市民阶层的壮大,提出了新的"发乎情,达乎道"诗歌要求。整体考察明诗文本的情感性质,可归为"台阁"、"格调"、"性灵"三派。明诗之所以陷入整体困境,正因未能承担上述使命:台阁派表现的"天理本体",已蜕变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与"情"形成了疏离与冲突;格调派追求的汉唐"对政治本体的乐感",在当时久成绝响,很难"情以发之";性灵派代表的市民兴趣与浪漫思潮,"主体意识的觉醒"导致对世俗生活情节的兴趣,却未能突破古典诗歌的表现能力、审美传统(更深层是文化心理)。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论按贡献分配原则的性质和劳动要素分配的实现

按贡献分配原则本身是一种中性的分配关系,反映的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一般分配规律和要求。按贡献分配原则在我国公有制经济中要与按劳分配制度相结合,在非公有制经济中要求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者的劳动要素能够得到相当于其所做出的贡献的份额。因此,按贡献分配原则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关系范畴。按贡献分配原则的实现,既要有反映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一般分配规律和要求的一般机制,又要有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关系的特殊机制和措施安排。     

冲淡闲适中的苦与乐——周作人散文对人生苦与乐的抒写

周作人在冲淡闲适的散文中抒写了人生的苦与乐。这种苦是现代人在世俗社会平淡人生中所感受到的痛苦。＂苦中作乐＂是周作人对待人生之苦的态度。在周作人的散文中苦多是作为底色和背景而存在,在苦味之外,还有乐的存在。一种淡淡的乐,淡淡的喜悦之情,给人以欣喜。     

论中西“移情说”之形上基础——以“感-情”与“移-情”为中心的考察

"移情"说与"人为世界立法"说一样,基于世界无情人有情的西方思想传统。在此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主体自身自足的内在力量,世界万物则需要人为之"移-情",需要自外而内地索要"情"。"抽象"说则相应地将抽象理解为移情的反向运动,理解为人情的撤离。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万物与人固有的存在方式,但个体不是情的泉源,人与万物相"感"而人情、物情俱起。人情产生的前提是对他者的应会,乃至"师法"。物情不是人移过去的,不是征服之后的施舍,不是纯粹的给与,物本身就有情。人因感物而生情,物因感人而生情,物我相感而情亦随之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