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的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省妇女生育水平明显低于政策要求水平。全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计划生育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工作,规范了妇女的生育行为,妇女的生育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妇女按“晚、稀、少”的生育模式生育是造成山东省妇女实际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影响及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

出生性别比从正常到失衡与现行控制生育子女数量的生育政策是同步的,在时空、群体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生育政策强化了生育个体行为者的性别选择意愿,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具有省区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孩次差异。以生育政策率为1.5-2.0区间值作为拐点,出生性别比或者高于其正常值域、或者逐渐趋于其正常值域。     

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是课题组2006-2007年在江苏六县/市开展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本调查从多个角度测量收集了有关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的信息,初步探讨了生育的政策、意愿、计划、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理想子女数、现有子女数、生育打算和政策允许的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差距。育龄妇女对子女作用和子女价值的认识已经变化,精神需求是生育的重要理由。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已不是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才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2010年间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考察与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已降至1.5左右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不堪设想。重新审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避免中国未来出现严重人口危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以苏州为例

本文在对苏州人口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前景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研究与分析了持续超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可供选择的应对方案,并对与此有关的人口红利与人口亏空、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不应成为我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     

低生育背景下多孩家庭生育成本分担的紧迫性、问题及思路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新出生人口中的二孩比重有所提高,但是新出生人口数并没有达到预期,原因在于多孩选择产生的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构成的生育成本正逐步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加上生育基础正在逐步削减,低生育会导致未来劳动力资源缺失和消费增长的乏力。我国当前面临着陷入“超低生育率”的风险。家庭生育成本社会分担是未来我国优化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生育成本分担面临的问题有生育政策两难选择、政策的公平性以及生育成本难以精准测算等。提出政府、家庭、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多元化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及思路,即在明确生育成本分担的相关责任主体基础上构建生育成本分担框架,初步设计生育成本分担内容。     

客观认识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最近几年,我国人口学界的研究视角聚焦在人口政策上,影响了广大民众对计划生育的态度。从放开"单独"二孩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出台,把社会对生育政策的关注度推向了高潮,成为热议话题,众说纷纭。总体上看,指责计划生育(主要针对一孩生育政策)的偏多,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面对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为应对人口婚育发展趋势的新变化,国家和家庭应采取积极互动的办法,未雨绸缪,防止"少子化"倾向在我国蔓延。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三孩政策背景下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的思考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这与近年来逐渐凸显的低生育率以及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目前,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生育保险制度也面临着新的需求和挑战.本文基于"三孩政策"的背景,梳理生育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探究生育保险制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生育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受益程度...     

浅谈生育政策调整与性别比问题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社会各界和许多专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针对用“调整生育政策来解决性别比问题”的观点 ,作者提出了不同见解。从安徽省性别比现状分析入手 ,提出了“减少数量的生育观念超前 ,‘偏好男性’的生育观念转变滞后 ,是导致性别比偏高的主观因素”的主要观点。剖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对性别比的影响。提出了制定人口政策应坚持以人为本 ,加大物质奖励和政策推动的激励机制 ,着眼于营造崇尚女性的社会氛围 ,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最终实现政府愿望和群众意愿相统一、可持续发展需要和人类生育的自然需求相一致、人与社会及自然协调和谐的小康社会。     

关于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

在为什么需要适时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上,应恰如其分地认识它对减缓未来人口老龄化和老年抚养比严重程度、增强未来家庭养老功能、促进未来广大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和抑制未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作用;在何时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上,从多方面考虑以2015年后较为合适;在如何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上,最好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双轨制"。     

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四重意蕴及其增强路径

针对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表述,笔者从学理上分析生育政策包容性内涵,探究包容性生育政策的内在演化逻辑和如何针对性地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包容性强调政策执行过程的包容性,具体意蕴为生育的数量形态、生育的结构分布、生育能力和权利、生育的支持环境进行包容。主要增强路径为政策上尊重多元选择、构建普惠式婴幼儿托育、婚姻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发展、保障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权益。     

小康社会与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的调整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快,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文化教育较为落后、传统婚育观念影响较深以外,生育政策的宽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国家颁布并开始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各地区正在制定计划生育法实施细则时,对民族地区宽松的生育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应尽快列入民族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战略决策之中。本文就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可行性、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主要内容进行了探索。     

有效人口政策命题与中国生育政策演变

均衡制度观提出了研究制度变迁的新方法。人口政策本质上是人口均衡发展路径的概要表征和信息浓缩。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是人口发展状况、原有人口政策、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及其战略、人口与资源及环境关系、参与人因素博弈的结果,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的这一一般规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方式、消费和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以普遍一孩为基础的人口生育政策存在严重的非均衡。稳定不稳定的制度,这是现行生育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不兼容的根本原因。     

新世纪山东稳定低生育水平探索

人口过多一直是山东省的一个首要问题。如何稳定我省已实现的低生育水平 ,具重要意义。农村计划生育的“村级自治”是计划生育管理法制化的必然要求 ,保持城市的低生育水平的稳定 ,搞好人口问题的综合治理 ,则必将推动我省跨世纪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向广度、深度发展     

中国和印度生育政策运行机制对比研究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两国都采取了相应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本国的人口实施控制,但是成效却大不相同。快速增长的人口将严重制约印度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如粮食、土地、环境、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中国和印度两国生育政策运作机制的对比研究,发现两国在政策制定及其实施机制上存在的差异,探究印度计划生育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寻求对人口生育控制的更为有效的政策实施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