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商会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 --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个案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私营企业主群体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但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政治参与方式 ,使得该阶层的政治参与处于一种低度组织化和不规范的状态。近几年 ,温州地区兴起了一大批由私营企业主自发组建的民间商会 ,我们认为 ,这一新兴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形成 ,使得温州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表现出了新的势态。本文将以温州的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为研究对象 ,考察这些自治性行业组织作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政治参与行为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制度绩效和意义。     

民间商会的慈善参与机制研究——社会资本的视角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民间商会慈善参与的动力机制，体现在发挥中介桥梁作用及网络内互动优势等方面，其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一定的积极表现，但同时存在民间商会慈善参与的社会资本不足、内部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可从政府、社会及商会组织自身角度加强构建与整合，增强慈善参与的效果。     

另一领域的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政治学视角

本文以 1990年代以来浙江温州新兴的民间商会为个案 ,考察了我国现阶段的民间自治性组织与民主的关系。指出 ,温州的民间商会从产生、组织建设到日常运作 ,都体现出了现代民主的价值和精神 ,是温州民营企业家阶层自发进行的一场民主的实践。民间商会在企业、社会与政府之间构筑了一条行业和民营企业家 (企业主 )阶层利益聚合、表达的通道。根据对温州民间商会多年的观察和思考 ,作者从温州民间商会的行业组织模式、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三个方面 ,尝试回答了民主为什么能够在温州民间商会发展起来的问题。温州民间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基层民主实践 ,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在华外国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在华外国商会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国内社会网络,它们参与了中国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一些活动。它们的政治参与表现在: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监督政府、为中国利益游说母国政府、增大法院的压力,等等。在这些外国商会的政治参与中,展现出中国政府过程"压力政治国际化"的一面。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政治参与

健康适度的政治参与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尤为重要。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秩序以及公众参与网络,这就要求我们重视社会资本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培育社会资本,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信任与合作;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载体——第三部门,从而形成政治参与中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当前中国的政治参与:再制度化视角

当前,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高涨,社会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正在持续进行中。借鉴用来考察后发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的"亨廷顿公式"中的制度化概念,结合中国的本土政治经验对其进行修正,提炼出"再制度化"的新观点,以其作为考察当前中国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关系的中介。可以看到,政治参与促进了"再制度化"过程,而"再制度化"则是中国政治稳定发展的保障与特征。     

农村市民社会的成长与中国政治发展

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我国而言,政治国家以外的市民社会应是社会领域的全部,包括城市和农村。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要想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必须改变现有的农村落后的政治与经济现状,其中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促进我国农村市民社会的成长,农村市民社会的成长对于我国政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复兴市民社会:理论言说及其内在逻辑

当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主流形态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过度强调导致了政治参与水平下降等诸多民主社会的危机.发端于托克维尔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所针对的就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市民社会是指各种非政治制度(包括家庭、教堂、邻里、公民团体及各种志愿社团)所置身的那个社会部门,其特点是,这些社团通常都是自愿的、可以自由进出的.市民社会的繁荣有利于培养合作、信任、妥协、忠诚等公民美德,促进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不过,市民社会理论本身也存在着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民间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商会的个案分析

沙井商会是深圳市民间商会发展中的一个典型个案,成立至今,在"一地多业一会"的关系格局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行业代表性,建立起高效的运作机制,与政府形成合作一博弈的互动关系,有效地发挥了服务和管理职能,体现了民间商会在参与地方治理中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经济社会的持续和稳定发展.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组织政治参与与公民社会构建

组织政治参与的出现,使公民政治参与进入高级阶段,对塑造我国公民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当前我国组织政治参与还不成熟,能力还有限,应主动采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各种手段和方式积极加以建构。     

民商事仲裁制度: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之妥协

民商事仲裁制度的私法自治属性及其发展历程都反映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一定程度的妥协 ,这种妥协是现代社会法治思想的要求之一 ,中国现行仲裁制度尚需加以改进来适应这一要求     

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共存共强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文化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宗旨的社会自主领域。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有其局限性,公民社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危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和谐社会视阈下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探析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现状与和谐社会标准尚有差距。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协商参与机制;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公民意识;实行政府透明治理,完善政务公开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     

论民间社会团体的自主性与嵌入性及其相互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社会团体不断发展壮大,出现了相对于政府机构和社会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获得社会、行政和政治方面的合法性是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保障,更是民间社会团体得以发展壮大的策略性手段。因此,民间社会团体要在发挥组织自身的自主性、推进组织自身发展壮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地嵌入政府管理体系之中,以嵌入性为手段推进制度环境更加优化,破除社会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政治文明视域中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和推动力量.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有了较大较快的发展,但是在当前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一定领域和一定程度上的参与缺失,并形成了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极大制约.对此,我们要在分析现状及其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及时采取多种相应的对策,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市民社会的生成机制与政治国家的权力制衡

市民社会生成的内在机制是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权力制衡的根本路径是营造市民社会整体的信息势,消除社会复杂性增长导致的不确定性。由于市民社会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从而在社会系统内部产生不同层次上的对称性分岔,一方面使市民社会不断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的复杂性增长而导致不确定性增长、腐败的几率增加。所以,抑制腐败的有效战略就是通过营造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最高层次上的对称性,产生最大的社会主体信息量,营造强大的社会整体信息势,最大限度地消除复杂性导致的不确定性,并最终形成长期有效的抑制腐败的权力制衡机制。     

论市民社会的双重角色:基于马克思和葛兰西的启示

立足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角,马克思和葛兰西分别强调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功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说明市民社会已在发展和积淀中逐步具有了双重角色,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种线型的单向演进,而是基于国家现实表现的相机反应。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既为国家奠定了物质基础,又为国家提供了起码的道义认同。作为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则在消极认同的基础上发展成对国家意志的积极维护,并持续推动镇压性国家机器的规范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