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美学中的直观问题

康德哲学和美学中的直观/直觉理论,在西方关于直观/直觉的话语历史上,居于非常特殊也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康德在直觉问题上,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因为康德的先验哲学主要进行的是人的心智能力之知、情、意的界限、原理和有效性的研究,这就使得前现代的本体论哲学得到了彻底的扭转,即转向了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转向了认识论。正是在这个双重背景下,直观问题在康德哲学和美学中获得了完全不同的阐释,获得了完全不同的话语呈现的框架。但也正是其启蒙哲学和主体论哲学的话语框架,使得康德一方面对前现代的本体论直观进行"祛魅",从而将其严格限定在主体感性直观的范围内,并因此而不承认有"理智直观"和审美直观;但另一方面,他在自然与自由之间架构桥梁的审美判断,却处处要求着一种超越自然与自由、感性与理性之分裂的整体性直观。     

从主体话语到文化启蒙：论1980年代美学“译介热”的知识谱系

在1980年代“美学热”语境中,西学的“现代派”资源契合了思想解放的宏大语境。主体价值的确立、审美感性的彰显、个体的历史反思等等,这些不仅成为西方现代派美学的表征形式,更是成为中国新时期的理论诉求。“萨特热”“尼采热”以及“弗洛伊德热”就构成整个80年代美学维度“译介热”的知识框架。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浪潮作为译介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强大的哲学理念和现代派文学的推动,成为人学思潮中的“亮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通过对主体深层心灵活动的体察、泛性主义的生命欲求和精神世界的症候性分析,呈现出了主观色彩浓厚的美学面貌;“尼采热”的出现构筑了新时期译介活动的另一个热潮,伴随着尼采哲学论争的同时,也是唯意志论哲学和人本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和张扬。由此,“译介热”走出了一条从主体话语确立到美学伦理建构的理论谱系,具有文化反思和人性启蒙的历史价值。     

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空间性

西方美学是时间性美学,而中国美学是空间性美学;中国哲学不是时间性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空间性的,这个空间是天人合一的世界,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气,气流动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天人感应,仁民爱物。西方美学通过审美理解消除时间距离而达到自由,因此是理解论美学;中国美学认为审美是空间性的活动,通过审美同情（感兴论）超越空间距离,达到人与自然的契合（情景交融）以及人与人的和谐（美善相乐）,因此中国空间美学是异于西方的同情论美学。在西方后现代主义重返空间性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空间美学为世界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也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可望在存在的主体间性和超越性基础上,确立审美超越现实时间和现实空间的性质,消弭时间和空间的分裂,使理解与同情无别,达到审美的自由境界。重建时空一体的美学,才是中国美学的未来。     

康德美学话语的人类学启示－古典美学断想

康德美学思想是西方近代美学的转折点。以“主体”为核心的美学话语是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 ,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终极性思辩 ,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类学意义。由此导引出费尔巴哈、舍勒等近现代思想家的哲学人类学话语 ,并成为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想话语的理论起点。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审视康德的美学话语 ,有助于当代人找到精神回归的重要途径。     

忘——即自的超越

“忘”是中国古典美学重要的方法论范畴。“忘”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心灵的自由解放，是不脱离感性的超越——即自的超越，它并非一时一地短暂的审美活动所产生的愉悦，而是整个的人生彻底转换为一种审美化。这不仅是在哲学上成为游道、体道、见道，成就人生理想境界的重要途径与方法，也是在美学上形成审美态度，建构审美心胸，创造艺术精品，趋近审美本体，成就审美境界的重要途径与方法。本文从“中西哲学的两种向度”、“从审美态度到审美境界”、“技进乎道”等方面作了论证与分析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最初由刘勰提出。“物色”既是中华古典艺术审美“感物”“感兴”“比兴”得以发生的对象来源,又是古典艺术“意象”“气象”“意境”得以生成的重要基础。物色论是进入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感兴美学研究的必经之路,但学界对物色论美学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物色”美学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学术谱系。“物色”美学范畴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气论哲学和气感哲学。“物色”是宇宙元气和天地精神在自然物象之声色状貌光影中的感性闪耀,同时又是人的德性精神之光与自由精神之光的生动呈现。物色成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物色论美学可与西方美学的自然美论、形式美论、审美感性论、灿烂感性论、存在境域论加以比较,亦可与德国古典美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相互发明。物色美学范畴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和普遍价值,值得展开系统研究和现代阐释。     

论现象学方法对于美学研究的意义—以杜夫海纳为例

现象学方法是种“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即取消传统的主客对立的“意向性”的方法,作为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流派,它对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方式。作为现象学美学的代表,杜夫海纳运用这一方法对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作了全新的诠释,使美学研究摆脱了传统的认识论美学,而发展成为一种强调人主体的感性、主观情感的存在论美学。这种美学研究的转向无疑为美学这门“感性”科学正了名,并且推动了美学研究的现代发展。     

也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

生态美学是哲学美学的一个具体分支学科.哲学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人对社会（他人）的审美关系,人对自我的审美关系,而生态美学就是研究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的科学.因此,不同的哲学美学产生不同的生态美学,不能强求一律,但是“主体间性”不能作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因为“主体间性”只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方法论策略,不具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意义,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不可能仅仅是“主体间性”的.所以,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实践美学,才真正完整地以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价值论、实践辩证法为生态美学所研究的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提供了主体性的、客体性的、主客体间性的、主体间性的全方位的研究视角.     

论中国现代散文“本真”美学范畴

“本真”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重要关学范畴之一,“本真”论的兴起受到中西哲学及文学发展的影响。“本真”美学范畴主要体现在纯散文的文体追求以及革新散文的“自我表现”两个方面,“本真”的审美特质表现为政治历史生活审美以及女性生活审美两个层面。“本真”美学范畴为现代散文奠定了特有的审美基调。     

西方美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美学的世界化

20世纪以来,究竞是“中国美学”,抑或“西方美学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世界美学”。长期以来,西方学界藐视东方美学的存在合理性和价值,而以西方美学为普世化的美学标准。国际美学格局中,东方美学缺乏话语权,本土美学与“世界美学”相背离。从普世化美学的视角来看,“西方美学”是一个泛化概念,而且它本身也只是地域性的本土美学,却并不是代表未来世界美学的参照蓝本。“中国美学”有古典与现代两个形态。在学科体系化和专业化以后的中国现代美学,有五种现代化的向度：科学向度,艺术学向度,生命哲学向度,马克思主义向度以及现象学向度。作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以华夏艺术精神为核心的美学体系,能为世界文化带来与众不同的东方智慧。     

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梁启超美学

救亡、启蒙是中国现代美学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表征。梁启超美学不是在学院派话语系统中进行着美学言说,但其社会人生思想却同中国美学的近代化进程形成内在的暗合与呼应,代表着中国美学现代性话语的社会化表述。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

20世纪以来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在引入西方哲学的观念资源来诠释和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意义上,其基本的研究模式与其使用"反向格义"来指称,不如以"援西入中"来描述。西方哲学"援入"中国哲学研究的正、负两种模式各具特点,效果亦不相同。对于作为一门"比较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资源"。中国哲学当下和将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应当是"去西方哲学化",其诠释和建构恰恰需要与西方哲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科的深度互动。如此才能真正避免那种"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从而在"以中为主"的"中西双向互诠"中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     

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样，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推动了以美的本质、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推进了中西方美学、文艺、文化、学术的交流。朱光潜以美学家、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哲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实践的发展，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全面、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有助于科学地理解、评价他的研究，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     

从霍去病墓前石雕看秦汉雕塑的美学价值

文章从中西方古代美术意识的对比中,从把握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中,从形成秦汉"大文化"的背景中,看构成中国秦汉时代特有的审美文化的哲学理念,探讨霍去病墓前石雕所具有的高度艺术价值。     

美学的多元形态及其现代性选择

世界美学不是一元发展的,而是多元并存的。中国美学、西方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各具特色,形态各异,丰富了世界美学的园地。这三大美学形态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至今仍富有活力,为当代世界美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价值资源和动力支持。融通三大美学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指导,始终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立足中国美学传统,走美学的民族化道路,同时加强与西方美学的对话与交流,努力实现民族美学观念的更新与发展,这是中国当代美学建构的必然选择和巨大任务。     

话语生产与实践美学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尽管对于语言学和美学问题没有做过系统全面的阐述,但是在他们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之中,语言(言语、话语)是实践的一种类型,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中,福柯等哲学家明确地把"话语"作为"话语生产"或"话语实践"来运用,一些语言哲学家也指出了语言的实践功能,从实践的对象性、意向性、目的性、感性活动性等特点也应该把话语生产作为实践的一种类型。话语生产无论在按照美的规律所进行的物质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之中,还是在直接生产审美对象的精神生产(艺术)之中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实践要素,尤其是在文学生产之中更是一种主要的实践要素。新实践美学揭示了话语生产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之中的中介性,从而发现了话语生产的审美本体意义,是对实践美学的一种创新。     

“Aesthetics”的感性之维——中西方文艺美学的一个比较

鲍姆嘉通在"aesthetics"一词中加入"美的思维的艺术"的含义有着特殊背景,他以"美"的名义拯救西方传统哲学所鄙视、压抑的感性.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哲学变革的深入,强调感性意义的文艺美学已成为西方美学的主流之一.西方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追寻一种非概念的、超理性的智慧和人生境界一直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中国现当代,由于美学承担了特殊任务,其感性之维经历了沉浮.     

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与当代困境

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发生发展既受制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又受制于其自身包含的现代性困境,还受制于西方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这种状况使得建构一种适合于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中国美学”变得十分困难。中国传统美学自20世纪初王国维和鲁迅对其进行审美“主体性”的现代奠基以来,一直影响着后世100多年中国美学的发展。王国维和鲁迅对于传统美学的复杂的“批判”态度,虽在西方美学确立话语霸权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被推为座上宾的情况下得到缓解,却在后现代美学“反现代”、“反传统”的强势入侵下再一次得到张扬。鉴于此,今日中国美学的建设在方向上就不可能还是一种单一的“反传统”或“回归传统”,而要考虑诸多制约因素。     

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意义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开始了理论研究与著作译介,表明环境美学的影响正在日渐扩大,并有望形成新的美学范式,这组学术笔谈旨在回应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程相占的《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从"重写中国美学史"、"与西方环境美学展开理论对话"、"丰富当代生态智慧"3个方面讨论了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并提出"探索生态智慧"应该成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思想主题.马明的《中国古代城市美学"象天法地"原则初探》借鉴美国城市设计大师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提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象天法地"原则是中国古代城市意象创造的根本原则.李静的《始宁别墅与谢灵运的环境美学思想》以谢灵运的始宁别墅为研究对象,提出其选址与建筑设计体现了参与式的环境审美思想,使人在自然环境中仰观俯察而返归自然之性,从而更好地体验与自然宇宙一致的"生命的节奏".王萌的《宋代山水画论"气韵生动"命题的环境美学内涵》集中讨论了宋代山水画论继承了"气韵生动"命题,指出该命题在宋代成为一种环境感知与环境体验模式,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对于艺术与环境关系的理解,有着浓厚的环境美学内涵.张乾坤的《从"取景在借"看李渔的环境美学思想》从审美模式、审美观照方式、审美体验等方面讨论了李渔的环境美学思想.5位作者分别从总论与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环境美学思想切入,试图粗略地勾勒出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历史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