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贸易和环境间的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近来关注的焦点之一。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增长和CO2排放之间关系的探讨。然而,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 人们开始关注贸易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也加剧了CO2的排放, 学者们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围绕这一问题, 从区域的角度出发, 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 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 利用1995—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CO2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际贸易对全国及东部的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中部和西部的这一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东部、中部及全国较显著地存在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西部不存在这一特征。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影响CO2排放的政策分析

城市化进程是中国CO2排放快速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自回归滞后(Autoregressive-Distributed Lag, ARDL)协整模型, 重点分析了政策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对CO2排放的影响。ARDL方法更稳健, 更适合对小样本数据进行分析。ARDL协整模型构建中以人均CO2排放量为因变量, 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政策变量等作为自变量。基于1978-2010年的样本数据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1997年节约能源法的颁布对CO2的排放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同时, 城市人口比例的增长是影响CO2排放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因此, 制定针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节能减排政策, 例如鼓励实现节约型的能源消费模式, 对实现中国CO2的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省际CO2排放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模型的实证

基于投入导向的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的BC2-DEA模型,选用2000-2008年中国29个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并分析了省际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差异,利用Tobit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省际间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工业化水平等因素是影响CO2排放效率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是CO2排放效率提高的有效途径;我国经济发展与CO2排放效率符合“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不支持“污染避难所”理论。     

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对CO2排放的影响研究

定量讨论1988-2011年北京市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CO2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来看,北京市FDI与CO2排放之间存在均衡关系,且FDI的增加对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短期影响不显著。另外,从产业分布看,北京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FDI对CO2排放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这主要是由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能效结构以及FDI的产业投入特点等因素决定的,为此,建议北京市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在低碳产业使用FDI的比重。     

社会经济转型新模式对中国CO2排放影响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较大变化,结合最新情况探究 CO₂排放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有助于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推进 CO₂减排提供决策依据。基于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探究 2017—2020 年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变化对中国 CO₂排放变化的贡献,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修订后的统计数据再次评估 2010—2017 年中国CO₂排放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7—2020 年,生产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变化由 2015—2017 年的 CO₂减排贡献转变为增排贡献,表明中国在结构性因素调整优化方面具有一定减排潜力。结合修订后的统计数据,2012—2017 年能源利用效率和结构性因素变化对 CO₂排放变化的贡献与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其中,能源利用效率变化由 CO₂减排贡献转变为增排贡献,这与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出能耗明显增长有关,同时反映了产品结构不合理将驱动 CO₂排放增加。此外,各种社会经济因...     

中国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探讨中国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包含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模型,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基于E-G两步法的协整检验以及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性检验方法,对中国1995-2010年间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存在从经济增长到CO2排放以及从能源消费到CO2排放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1990—2010年省级CO2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FDI）总体上增加了中国的CO2排放量,其原因在于FDI对碳排放的规模负效应强于结构技术正效应。（2）FDI对中国的环境效应存在时空上的结构性差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FDI对环境的负面效应相比之前有所加强;相对于内陆地区,FDI对沿海地区环境的负面效应更大。（3）人均GDP是CO2排放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其次是FDI,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碳排放也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通过剔除异常样本、使用滞后一期FDI和FDI的外部工具变量,证实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中国城市居民出行CO2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

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测算2000-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居民家庭日常出行交通CO2的排放量;以2000年为基年,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因素分解(LMDI)方法,对北京市和上海市居民出行交通CO2排放变化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居民出行交通CO2排放均呈显著增加趋势,且北京市CO2排放总量远大于上海市;(2)收入、交通工具使用次数、人口对两市居民日常出行交通CO2排放变化起促进作用;(3)居民出行强度和居民出行结构对两市居民出行CO2排放的增加起抑制作用;(4)不同交通工具碳排放水平对北京市CO2排放变化的作用为负,而对上海市作用为正.     

国际贸易对中国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8—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中国消费结构调整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国际贸易是影响我国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且具有城乡差异,即农村地区的影响更加显著;国际贸易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即现阶段出口额的增加会恶化居民消费结构,而进口额的增加会改善居民的消费结构;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均为正向,即提高居民收入能够有效优化居民消费结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在一定条件下出口是农村恩格尔系数的格兰杰原因,能够显著影响消费结构。     

人均CO2排放:收敛还是发散?——基于世界112个国家和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一种新的收敛性检验方法和俱乐部收敛的识别算法,对世界112个国家和地区1971-2010年人均CO2排放的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就全样本112个国家和地区而言,人均CO2排放不存在收敛;(2)存在\     

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核算及其关键减排路径

不断扩张的居民消费不仅带动上游产业链发展,也造成大量间接CO₂排放。为缓解碳减排压力,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了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₂排放量,并对居民消费上游产业链进行详细剖析,以识别关键排放路径。结果表明:（1）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₂排放为28.17亿吨;（2）各部门间接CO₂排放差异较大,其中电力、热力生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主要贡献部门,占总排放的75%;（3）居民消费间接CO₂排放主要集中在前四个产业层,占总排放的72%;（4）第0产业层间接排放的关键路径包含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其他服务业等6个部门;（5）第一至第三产业层排放的关键路径为18条,且存在“部门聚集”和“自循环”特征。基于路径分析结果,指出第0产业层减排应降低电力和交通等重点部门直接CO₂排放强度,倡导食品制造和服务业等部门的绿色消费方式和合理消费需求。第一至第三产业层主要依靠跨部门协作减排,同时应重视电力、农业等关键部门减排的连锁反应。     

基于STIRPAT扩展模型的福建省CO2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传统STIRPAT模型只把人口数量、经济增长、技术水平三个因素作为环境影响的决定因素,忽视了其它重要因素,为了更全面地分析CO2排放的影响因素,有必要在STIRPAT基本模型中引入变量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等。实证结果表明:人口、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是福建省CO2排放的最主要正向影响因素,城市化水平次之,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要小于其他正向因素。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抑制CO2排放增加,但这种抑制作用要远小于其他正向作用因素。     

新冠疫情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一季度大量经济活动放缓甚至停摆。发电企业日均耗煤量、煤运港口煤炭吞吐量、炼油厂开工率、钢厂开工率、焦化厂开工率、铁路和民航日发送旅客数等均创历年同期新低。整体而言,本次疫情导致中国一季度CO₂排放同比显著降低约20%。短期来看,为应对疫情,扩大投资将造成中国CO₂排放强度降速放缓;长期来看,“新基建”发力有助于促进中国能源结构转型与2030年气候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提出：（1）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投资与产业低碳化发展相互协调;（2）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投资与去产能和优化产能结构统筹推进;（3）低碳发展引领乡村振兴;（4）加速推进全国碳市场的建设运行;（5）加快低碳技术研发、示范与成果转化等建议。     

西部生态文明指标体系中SO2排放强度的研究

大气污染物SO2排放强度在西部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中是最富代表性的大气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且采用灰色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该指标的权重最大.通过与已建立的两部地区基准年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的比较,采用线性加权法得到西部十二省(市、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指数(CECI).内蒙古、重庆、四川、云南和陕西省的生态文明建设处于中等生态文明状态;而西藏和宁夏处于较差生态文明状态,表明今后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采用LEAP模型对设定的三个规划时段中SO2排放量和SO2排放强度指标值的预测,得到2015年西部SO2排放强度可以满足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的要求.     

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对穆伦(1993)进出口影响经济发展的模型,作了几方面的拓展:1)对有关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理论观点进行综述;2)使用实证分析来确定经济发展两个范畴的指标的可靠性和有效性;3)设计并检验了三个新的研究假说。并采用新的数据重新估算了穆伦模型。     

中亚五国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强调走低碳经济是目前中亚五国乃至全世界所面临的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可动摇的战略选择。分析中亚五国1993—2009年CO2总排放量、人均CO2排放以及CO2排放强度变化特征,利用Kaya模型定量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1）中亚五国的CO2排放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CO2排放水平已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CO2排放量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乌兹别克斯坦已经控制在某一个稳定的水平。（2）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导致中亚五国CO2排放的主要因子,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CO2排放带来了压力,而能源强度对减缓CO2排放的贡献是极大的。     

国际贸易对中国城市化贡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与城市化均属于资源在空间和产业维度的配置过程,二者通过工业化发生联系.中国的工业化表现为劳动力的非农化,工业产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耦合关系.建立开放条件下工业化内生决定的城市化模型,为计算国际贸易对城市化水平的贡献提供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是推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物流投入产出效率评价体系及实证检验

依据我国1996—2010年的物流业宏观统计数据，综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中的C2R模型和C2GS2模型，构建了物流投入与产出效率评价体系。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物流业1996—2000年均规模无效，投入产出没有达到最佳比例；2010年技术有效，规模有效，投入产出处于最佳比例状态，达到了规模经济；2001、2002、2008年规模效益递减；2008—2009年虽然受国际金融动荡的影响，出现技术无效状态，但从长期看规模效益递增、技术效率渐进有效。据此提出发挥规模效应、提高运输业综合效率，提高物流业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改进物流产业技术效率和大力发展铁路运输功能的建议。     

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以及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CO2排放强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整体而言,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均是使CO2排放强度降低的推动因素,但碳排放专有的广义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要大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将广义技术进步分解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中技术变化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最大,规模效率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则无明显影响,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中规模效率变化对CO2排放强度影响最大,技术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的影响最小。     

外资进入对中国碳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度与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探讨外资进入对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拓展Copeland-Taylor的理论模型,引入FDI、研发活动、对先进环保技术的吸收能力这三类技术因素,将外资进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予以检验.结果表明:尽管增加外资引进程度总体上提高了全国与高排放区域的碳排放总量,但有利于低排放区域的碳减排;从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实现碳减排目标的角度看,中国目前的FDI在规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实证结果表明,应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的环境规制,充分发挥外资对环境积极的技术效应,同时,加快构建以区域协调联动为基础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推进以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跨区域环保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