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儒家·现代文化建构

“五四”和新儒家代表了以西学消化中学和以中学消化西学的两种文化模式。这两种文化模式长短互见、功能互补。“五四”凸显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却泯灭了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潜能;新儒家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却有意无意地为传统文化的不足辩护。“五四”开辟了一条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长河,造就了中国文化范式的革命,新儒家开启了一条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大流,以扬中国文化之所长。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蜕变,也许这就是建构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之路

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之路张能为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历经数千年。现代新儒家以“反年开新’为主旨，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新开一路。一、现代新儒学的界定与涵义“新儒家思想”、“新儒家运动”等概念，初由冯友兰提出而为贺核明确使用。什么是新儒学...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大陆经历了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研究中尚有两个问题有待于澄清：一是对现代新儒家范围的界定分歧太大，二是对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探讨不足。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现代儒者、现代儒家、现代新儒家三个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主要在于：１．它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２．在思维方式上，现代新儒家由传统儒家的“圆而神”的智慧，经消化西方哲学的“方以智”，重新达到新的“圆而神”；３．传统儒家只言心性之学，未明言道德的形上学，现代新儒家则明言之；４．传统儒家没有开出知性之独立系统、现代新儒家则开出之。     

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

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同样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但二者的研究目的与方法均截然异趣,由此导致了双方的研究结论尤其是对传统儒学的评价大不相同,其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缘于此,现代新儒家对“整理国故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儒家的现代化和新儒家的理论困境——新儒家商兑之二

儒家的现代转化,是新儒家正在全力探讨的“时代课题”。我曾从历史——文化角度,与新儒家进行商榷,认为儒家无论作为一种学说体系,还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都没有必要现代化,也不可能现代化。     

容错性民主: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新途径

大多数现代新儒家未能全面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缺乏普适性,导致其过去近百年来选择了“内圣外王”的错误研究路径.在批判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容错性民主,将“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视为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的多党竞选.以容错性民主为标准,通过挖掘儒家君子的道德内涵,便可初步实现传统儒学与民主之间的融通.具体地说,就新外王而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政治精英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新内圣而言,“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为是一种美德,符合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路径:从“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转变为“开新返本、新外王新内圣”,初步解决了困扰现代新儒家的世纪性难题“传统儒学现代转换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与深圳市、重庆市建立的“容错机制”相呼应.     

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教学研究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返本开新”与“中体西用”——港、台新儒家对洋务派的承接和超越

现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颇有影响的思想派别。在当代港台学术界,一般认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梁漱溟、熊十力等称为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则称为第二代新儒家。本文试图把洋务派与港台新儒家作一些比较,从而显示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儒家略作评价。一“中体西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毋庸赘言。但“返本开新”是什么意思呢?牟宗三的追随者王邦雄曾有一个简明的界说:“返本者,返传统儒学之本,对自家文化能自作主宰;开新者,开科学民主之新,使西学中国化而为中国所用。”可见,新儒家通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正>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     

如何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取精令用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使用整体描述定性的研究方法意义不大.正确的方法是将其中仍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剥离筛选出来为现代社会所用.虽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工具,其对社会的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丧失,但并不等于它的具体构成因子均一无是用.剥离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而“今用”的工作可分为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第二步是对分解后的儒家伦理文化因子加以梳理考察;第三步是加以评价分析;第四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第五个步骤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对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追问及反思

本文围绕柴文华教授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对现代新儒家文化观与科学的关系、“中国文化中心”立场的程度、现代“道德本体”、儒学与“常道”的关系、文化相对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追问及反思。     

方东美对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的阐释

在方东美看来 ,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分别代表了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真精神”。对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的阐释 ,是方东美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扼要地介绍了方东美关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的论述 ,并指出这些论述至少表明了以下两点 :l、方东美的学术立场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本位 ,同时有选择地接纳西方文化。这正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文化立场。 2、方东美认为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创造精神” ,道家的基本精神是“超脱精神”。这两种精神 ,都是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     

事功精神的新开展

近百年来，围绕着中华民族如何走向近代、现代的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出现了“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以及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等主张，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前三种主张基本上是行不通的，而现代新儒家的则过于重视宋明新儒家的心胜哲学，有严重的脱离现实的倾向，尤其是海外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更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主张人应当以心性自保，对于中国的现实，实践意义相对有限，但其“返本开新”的主张却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对于传统文化能否现代化这一问题，不宜长期停留在理论争辩的阶段，诉诸经验…     

救世意识与时代悲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命运

救世意识与时代悲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命运李振纲现代新儒学从２０年代初产生开始，直到现在仍是在中国与世界很有影响的新传统主义文化思潮．其基本特征是：以传统与现代化关系为核心问题，以融会中西为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以“返本开新”为文化研究的根本...     

试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起源

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如何?这是“五四”以来迭招物议、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对它的解答不仅伴随着紧张的史事争辩,而且包含着激烈的文化冲突。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指斥新文化运动抛弃传统,毁灭“国粹”,一意西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层”;与此相左的极端反传统主义者则以这—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文化动因

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文化动因杨玉珍法国社会学家麦斯·韦伯在其《基督教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辨析基督新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整合”，首先提出了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其另一著作《中国人的宗教》，却判定“儒家伦理无法开出现代工业化格...     

海外新儒学的新动向

<正> 本文把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作这样的界定:新儒家指那些具有强烈的传统意识.以儒家传人自居,而又在理论上略有建树的思想家.新儒学涵盖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新儒家,还特别指谓那些虽具不同的学术背景或社会立场,但都对儒学传统的现代意义从不同角度作抉发、阐明的学者所推动起来的学术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响应现代化挑战的产物之一,但其对待现代化存着很悬殊的态度.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为保住文化本根而努力,对此是排拒性的;而在台港大学讲坛上讲内圣外王之牟宗三辈,则要用儒学来指导现代化了.相比之下,新儒学的另一批提倡者,态度要平实一些.这些活跃在大洋彼岸的学者更关切的问题似乎在于“适应”上,即儒学如何适应现代化,     

读经、儒家立场与文化屈从

以读经为楔子,从政治与教化关系、传统重光与文化屈从三个方面,勾画了儒家经典权威如何被重塑、儒家价值立场和现实抉择在“现代”的基本处境。在比较分析中,凸显试图重光儒家价值的学者内在具有的“文化屈从”特点。并以源自西方文化的“现代”为参照,描述了儒家经典权威在文化断裂的社会变迁中,将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统一作为自证其现代性的基本方式,其实不是一种恰切的进路。而适度切割内圣与外王、政治与道德教化,反倒使儒家经典能够顺应时代变迁,重建其在现代处境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告别文化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