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大团圆”--与郝亦民同志商榷

读毕郝亦民《“大团圆”新论》一文(《晋阳学刊》1991年第3期),受益之余也想提出几点难解之疑,以便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深入下去。一、“大团圆”是中国的规律吗?郝文认为“大团圆心理恰恰表明了我们民族不断向往和追求幸福快乐的乐观精神”,并借赵树理之语和盘托出了“外国人不懂团圆”,“团圆是中国的规律”这一观     

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

本文以蜀学的代表性著作《东坡易传》为依据,从宇宙生成论、性命论、人性论等方面分析了苏轼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认为苏轼将道的本质规定为无时无处不与人共存共生着的“易”,而“得丧吉凶”的“易”出自人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判断,因此,“易”也就必然导源于人的情感。苏轼从人的自然而然的本性中抽绎出情,再让情进入到本体的层次,使情、性、命处于同一个层面。在现实中,人的各种活动往往是首先从感情出发的,按照情、性、命合一的理论,人的情感实际上变成了人事活动的本源和根据。这就形成了其独特的情本论。     

论文艺创作的社会效益

文艺是诉诸人们感情的一种意识形态。同物质生产的目的不同,文艺创作的目的主要在于满足人们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给人们以娱乐、审美和教育的作用。文艺作品只要从文艺家的案头走上社会,为人们阅读、欣赏、评论,它总要以各种方式影响读者(观众)的精神世界,影响他们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和审美倾向,并渗透到他们的实践活动中去,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古以来,一切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都比较重视文艺的社会效益和精神目的。早在纪无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就提出了著名的“净化说”,认为悲剧的作用在于“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这里的“陶冶”原文是“卡塔西斯”(Katharsis),作宗教术语是“净化”的意思。就是说,悲剧要能陶冶人的情感,让人的心理获得健康的发展,使悲剧对社会道德有良好的影响。以后,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继承了这一思想,也认为     

远古意识与东西方悲剧

中国传统悲剧有一区别于西方古典悲剧的显著特征:悲剧而带有喜剧性因素。这种喜剧性因素,除表现为游离于剧情之外的插科打诨、丑行穿插外,尚有以下两种形式:第一,喜剧性情节;第二,“大团圆”的结局。后者是诸多喜剧性因素中最主要的一种,它或表现为悲剧主人公虽被镇压,但最终脱离苦难,与家人团圆;或表现为悲剧主人公虽被迫害致死,但他(她)们的阴魂却得以复仇;或表现为悲剧主人公死后化为自然界的某一物、或成仙,以偿生前的夙愿;或表现为悲剧主人公虽屡遭迫害,但经过一番曲折斗争,最终剪除奸佞,获得胜利。传统悲剧中的这些喜剧性因素使观众在伤心哀痛之后能得到新的安慰,剧本所揭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昭昭之理使他们因悲伤而一度倾斜的心理又重新恢复了平衡,他们轻松地走出剧场,感到满足。     

论《红楼梦》的悲观主义

《红楼梦》是一部言情小说。“言情”就是高扬人类的自然情欲和自然需要,从而否定由社会和文化规定形成的理性桎梏。“情”指人的情感生活。而情感生活被否定之后,人的存在事实上就被否定了。所谓“悲剧”就是以对人类的情感的否定而产生的悲观主义性质的作品。《红楼梦》的悲剧性在于,作者用一种“色空”的悲观主义哲学描述了一群青年的情感和心灵被毁灭的过程。情感的崩溃引发了他们心智的错乱,心智的错乱引发了他们生存能力的瓦解,从而由个人的崩溃引发家庭的崩溃,由家庭的崩溃引发社会的崩溃。这种恶性扩散性崩溃就是《红楼梦》彻底的悲观主义。     

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悲剧意识的价值内涵

一 悲剧价值的确立与追求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儒道并重,儒家有诗教传统,重艺术的伦理价值,孔子曰:诗可以“兴”“观”、“群”“怨”;老庄的道家追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无为”之美,他们都强调美与真、善的合谐美。叙事文学的悲剧也表现出“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大团圆”结局。古代有悲剧存在,但不把悲剧作为一     

论《琵琶记》“不团圆”的三个层面及其原因

《琵琶记》在整体结构上是“大团圆”与“不团圆”的复合,其中,“不团圆”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自然灾害频发却救济不力,二是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中不合情却合理的选择,三是蔡伯喈与赵五娘细腻而深刻的悲剧性心理。高明的独特经历与个性是《琵琶记》“不团圆”的重要原因。     

试论舒婷诗歌的情感思维方式

在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诗坛上,舒婷是和一个全新的诗歌流派———朦胧诗联系在一起的,她独领风骚,雄霸诗坛近十年之久,是当代最杰出的女诗人。她始终把爱与人道作为自己的起点与归宿,恪守诗歌艺术中情感这一核心,在浪漫主义的基调上,融入了古典韵味与现代手法,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构成她诗歌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她的情感思维方式,本文将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多极的情感调式中国古典诗学一向把情感作为审美灵魂。“情者,文之经”,“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刘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黄…     

情感、主体与自由

情感,是人类的重要特征之一,以至有人把人类称作“情感动物”。情感不仅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只要不停留于表面而是深入下去,就会从对情感的研究中获得许多以前意想不到的新认识。 一、情感及其结构 对于情感的认识,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把人的主观世界划分为知、情、意三大块。他们认为,这三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了人的主观世界。其中的情感因素,格外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人与禽兽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志。在近代西方哲学、     

流沙河与《草木篇》

“被一个人误解了,这是麻烦,被许多人误解了,这是悲剧。” 诗人流沙河说这句话时,真是感慨系之。他不仅曾经“被许多人误解”,而且还因此演了一出“悲剧”。 1957年的新年刚过不久,在“天府之国”四川的首府成都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它比北     

德国启蒙悲剧诗学的激情与教化

随着启蒙时代对情感的重新认识,德国启蒙悲剧诗学围绕悲剧情感能否以及如何施行教化展开了讨论。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代表门德尔松认为悲剧只需激发激情而无需也不能增加道德知识,然而他推崇悲剧情感“惊叹”实际上保障了理性主体对道德的绝对把控;莱辛则在“同情”这一悲剧情感之中看到道德教化的可能。对莱辛而言,同情的关键在于意识到理性无法彻底把控主体的人之脆弱性。门德尔松与莱辛在悲剧诗学上的分歧,其背后实际上是对启蒙运动关于道德主体自主性的争论。     

论审美创造中情与景的互动关系--从四时递嬗看诗人审美情感的变易

审美情感是审美创造过程中的中心枢纽和审美心理结构的网结点。它的生发及其同外物的互动关系是审美心理学、文艺创作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审美心理学已经证明了审美情感是主体对特定对象的体验、评估和态度,而体验、评估和态度又随着特定对象的变化而发生变易,同时也证明了审美情感的变易又导致了外物审美特性的变迁,正如王夫之所说“景生情,情生景”,“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本文拟就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中所表现的四时推移如何激活诗人主体审美情感以及主体情感的反施作用,探索情与景的互动关系。一自然界是人的审美客体和表现对…     

论中国话剧悲剧意识的时代语境

中国话剧初期创作笼罩着一种浓厚的悲剧意识。从当时国内、国际的时代语境来说,中国大转型时期社会观念的颠覆与重建与西方悲剧意识的影响与渗透应是中国话剧悲剧意识的主要成因。悲剧意识的形成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大团圆”模式,成为中国话剧初创时期的主导艺术特色。     

试论音乐作品创作中的情感表现

音乐作品在艺术的表达上突出“以情感人”,情感表现的主要美学与艺术学特征是：1．“乐中之情”源于“心中之情”。音乐艺术源于生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改造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中所产生和发展而来的。音乐艺术是针对心情的艺术,用音乐来表现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情感状态,如鱼得水。2．“乐中之情”是“心中乏情”水中倒影。就情而言,“乐中之情”与“心中之情”是一致的又是相互依托的。“心中之情”存在于现实生活人的心中,而“乐中之情”存在于音乐作品的音响织体中。同时,“乐中之情”是通过音乐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模仿、对人的情感心态的模仿来表达作者的“心中之情”。3．“乐中之情”较“心中之情”更高、更美、更强烈、更震人心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的提炼、概括、升华和结晶,“乐中之情”更高于“心中之情”,前者较后者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撼人心魄。     

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评析——兼与西方悲剧比较

一、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及其成因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创作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娇红记》的鸳鸯翔云,《清忠谱》的锄奸慰灵,《长生殿》的“蟾宫相见”,...     

论卡塔西斯

“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卡塔西斯”。自亚里斯多德在给悲剧下的定义中提出卡塔西斯这一命题,后人对此莫衷一是。大而括之,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偏重从心理意义上解释的宣泄说,或认为是在宣泄怜悯与恐惧中的痛苦的坏因素;或认为是以毒攻毒,造成情绪的缓和;或认为人们有要求满足他们强烈的怜悯与恐惧之情的欲望;或认为重复激发怜悯与恐惧之情可以减轻这两种情感的力量,从而导致心理的平静。另一类是偏重于从道德意义上解释的净化说,或认为卡塔西斯是把怜悯     

语文教学呼唤情感

在语文教学中经常会觉得教者讲得索然无味 ,听者听得味同嚼蜡 ,这种课堂教学无疑是失败的。“善学者 ,师逸而功倍” ,这是我国古代的教育家期望达到的教学情境。所谓教学情境实质上就是“情”与“境”的交融与结合 ,也就是具有一定情感氛围的教学活动 ,而语文教学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它带有很浓厚的情感因素。寓情于语文教学 ,有助于强化语文教学的特点 ,诗化语文教学 ,使语文课上得像语文课。白居易认为 :“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语文教学本伴随着一定的情感活动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根情弦 ,每一篇文章都有某种情音 ,语文课倘若“无情“ ,…     

中西古典悲剧结局的比较及其文化渊源

中西古典悲剧在结局处理上有截然相反的特点 :中国古典悲剧大多是以“大团圆”来收场 ,意在满足观众正义感的心理需要 ;西方古典悲剧则大多以悲惨结局收尾 ,意使观众体会到强烈的崇高感。中西古典悲剧结局区别的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 ,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 :中国古典悲剧的正义感的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中国文化中无往不复的宇宙运动观和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及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西方古典悲剧的崇高感则与古希腊文明史分不开     

“胜利大团圆”与十七年小说的战争叙事——以王愿坚的《亲人》为例证

“胜利大团圆”是十七年小说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模式。作为这种叙事模式的一个范例,《亲人》的 战争叙事以集团利益替代个人利益、以阶级爱替代血缘情,通过个体的牺牲而使“胜利大团圆”成为可能。《亲人》 的战争叙事模式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对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     

“大团圆”新论

从古至今,“大团圆”的确是我国文坛上极为普遍的一种文艺现象。但是,多少年来,它却又一直声名狼藉。尤其是五四以来,以瞿秋白、鲁迅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从深层的文化根源上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尖锐地指出“大团圆”式的文艺作品实质上是为了“瞒和骗”。从那以后,大团圆成了千夫所指的文艺现象。然而,大团圆尽管不断地在思想理论界受贬,却在实际的文艺创作上一直没有断绝,那些在社会上最能引起轰动的作品也往往都是大团圆式的。而那些纯粹违背团圆精神的东西则难于在我国民众中被大范围接受。这就迫使我们十分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即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大团圆。